The Chosen

  

歷史學家 Paul Johnson 的《所謂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

想一想，欲完成本書，並且進行出版，需要莫大的勇氣、毅力。

但是深問一句：「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作者的心態是什麼？他希望讀者的心態，又是些什麼？
Paul Johnson 掌握林林總總的各項證據與實事求是的分析，
會讓你對於這位學者，與他背後的立意，產生欽佩之感。

這本書聊到很多我們熟知的哲學家，
他想要於每一位針對「他們私底下是怎樣的一個人？」，進行探討。

是一本重新讓人面對「唯哲學家是問？」的精彩作品。

這個探索的過程會讓許多學術界多年來，奉為「偉大人物」的名字中，
看見他們私底下在面對那些衣冠挺拔的「高段文學作品」之餘，
自己真正的生活是「如何奉行」，或是「有沒有奉行」的百般蒐證。

這是面對這些說出一句句金碧輝煌話語的高階族群，
他們真正人性的一大察驗，背後要帶來的是我們（讀者方）對於自身的省思。

可能會讓你震驚的，或許是：你尤其會親眼目睹這群「偉人」，
他們在各種人際關係上的混亂、暴力與不負責任─
看到「人文主義」的思想者，如何踐踏他們周圍無辜的人群，
甚至看到那些提倡「女權」的人，私下如何經營感情。
我想都會使各位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我下面也找到了南方朔親筆寫的本書導讀，希望會對各位有幫助。

各位可以找機會看看，面對「哲學」，
看看這個「產物」的那群「製造者」，其實也有另一種層面的深刻意義。

這是有點八卦味的書，但是他想要說的事情，可能蠻簡單的：

無論你如何崇敬一個人，別忘記，他終究是一個「人」；
你可以因為滿滿的敬意與愛，選擇捍衛與守護，
然，你需要先知道，在兩難的環境，或是成長背景的限制，
要做到自己所說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這本書能讓你重新想這些問題，那讀者對於人性的觀察，將可以更上一層樓。

這應該才是本書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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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本書的簡介（也就是寫在外皮的短文）貼一下給各位看：

　　《紐約郵報》報導:「這是一部很獨特的作品，任何人拿起這本書就很難再放下。」文化
評論家南方朔、名政論家卜大中推薦。作者顛覆了傳統對「知識分子」的認知；收錄了盧梭、
雪萊、馬克思、海明威、托爾斯泰等14人的私生活紀錄，首次道出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一面，
看看他們是否配得上他們頭上的光環，精采至極。

　　本書所收錄的人物多是讀者耳熟能詳、影響歷史進程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
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沙特等，以及讀者未必熟悉，
但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如英國出版家高蘭茨、美國作家威爾遜、好萊塢劇作家海爾曼等。

　　作者抽絲剝繭，將這些知識分子放在聚光燈下探照，現出他們的：表裡不一、利慾薰心、
欺世盜名、愛慕虛榮；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他們總是居高臨下指導
別人，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

　　盧梭自稱生來是為了愛，其實他最是忘恩負義，對一再襄助他的養母兼情婦華倫夫人袖
手旁觀，任她貧病而死；他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雪
萊的愛像火焰，經常灼傷靠近他的人，他在性關係上的混亂令後人瞠乎其後。托爾斯泰大談
博愛，其實從沒愛過具體的人，他自認是上帝的兄長，結果卻把自己的家庭帶入荒野。沙特、
羅素、布萊希特、海明威等人，利用名作家的地位，誘惑眾多女性，有的組成「後宮」，有
的「追逐每一個穿裙子的人」……。

　　約翰遜就像是一位「道德偵探」，他清掃歷史的塵埃，重新檢視這些知識分子頭上的光
環，並語重心長的說：「任何時候我們必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
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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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 / 南方朔

有些書，如果沒有先看導讀，就最好不要讀下去。對這樣的書，導讀是「批判式閱讀」和
「創造式閱讀」的先決條件。

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新政治家》主編、知名歷史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這本《所謂的知
識分子》，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在他的筆下，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
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於是，這些
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愛名、寡情、自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在他似真還假、
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污名化」
攻擊。面對這本十分八卦、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
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有了這樣
的疑問，就已走出了「批判式閱讀」的第一步。

而研究英美近代「反知識分子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人都知道，這本著作並非孤
立的出版事件，它乃是一九八Ｏ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知識分子」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狹義而言，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
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為其濫觴。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
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但就廣義而言，「知識分子」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從啟蒙時
代以降，「知識分子」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分出現。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推
動時代前行。而在英國，過去兩百年裡，「進步知識分子」和「保守知識分子」間即一直處
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由於英國「進步知識分子」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
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使得「保守知識分子」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那就是以犬
儒式的態度，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

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Jeremy Jennings）和坎普威奇（Anthony Kemp-Welch）
所編的近著《政治中的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一書所述，這種情況在
一九八Ｏ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那就是從七Ｏ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
由於「進步知識分子」不滿她的種種作為，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決定取消
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這是重大的導火線，加上其他問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
劍橋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派刊物如《旁觀者週刊》和《週日電訊報》、《新政治家》等，
遂開始了攻擊。

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除了這本著作外，牛津
的保守教授凱瑞（John Carey）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知識分子與群眾》，對蕭伯納、威爾斯
（H. G. Wells）、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勞倫斯（D. H. Lawrence）、
福斯特（E. M. Foster）等展開抨擊，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一九九三年英國親自由派的
BBC，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Edward Said）至倫敦，做了一系列專談「知識分子」角色
的演講，即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邊的主要回應。由這樣的脈絡，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
為何要如此寫，意義就很清楚了。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美一體。從一九八Ｏ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勢不可免地延燒
到美國，加上一九八九年起東歐及蘇聯瓦解，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些因素
的相互激盪，遂使得這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縱使到了現在，也仍然
未曾停止。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這個課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
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

在當代有關「知識分子」角色這場論爭裡，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
（Russell Jacoby）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他先後有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及《烏托
邦的終結》等著作。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
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
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
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
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
「反叛知識分子」德勃艾（Regis Debray）所說的，從一九六Ｏ年代後，「知識分子」已越
來越和「名流」同義。

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解，已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就保守派而言，東歐及蘇聯的瓦解，
所肯定的乃是資本主義現狀的優越性。既然優越，任何對它所做的批判遂彷彿都變得失去了正
當性。九○年代之後，西方主要「知識分子」皆大幅退卻，有些重要思想人物如英國的柯亨
（G. A. Cohen）在哈佛所出的近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你的如此富裕由何而來？》裡，
甚至無力地將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宗教情懷。這都充分地顯示出，由於東歐及蘇聯瓦解，
「社會主義」已被污名化，在「進步知識分子」這一邊，已出現嚴重的「政治枯竭」
（Political Exhaustion）。在當代重量級人物裡，著名的羅蒂（Richard Rorty）更明白自
承：「我不認為我們能像祖父輩那一代一樣，替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未來問題有所感覺。我
們沒有能力從現實走到理論上可能的未來。」在這個「政治枯竭」也不再有願景的時代，已有
人指出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現在出現越戰一樣的戰爭，是否還會和以前一樣出現反戰
運動？

這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當代「知識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齒」（Defanged）。而除
了不再有願景、怯於批判，使得「知識分子」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之外，當代新
的思想在這樣的變化裡，也淪為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誇張式的瑣碎」
（conspicuous triviality），或休斯（H. Stuart Hughes）所謂的「矯揉做作的反叛」
（sophisticated rebel）。當代思想已不再談論實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方面之不公不義，
但卻對虛擬的文化、語言文本等異常耽溺，思想問題則變成了文化或文本問題，而願景與行動
則毫無生存的空間。當代思想只在瑣碎地方賣弄小聰明，但對世界上日增的強凌弱、富暴窮等
現象無動於衷，難怪雅可比教授要感慨地說，這是一種「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了！

人類的歷史現在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默然苟存的時代」（era of acquiescence）的階段。
「知識分子」已在時代的變化裡被收編、被污名化、被自我放棄。他們看得到文本的細節，看
不見滔滔濁世裡越來越多的野蠻與不平。法國當代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列維
（Bernard-henryly）諷刺的寫下如此墓誌銘：「知識分子、雄性名詞、社會及文化範疇，
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興起於巴黎，二十世紀末死於巴黎。」

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曼海姆（karl manheim）主張「知識分子」應獨立飄浮，替世界代
言。他說過，只有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始可能勾勒願景，讓人類歷史走向更好的未來，而不
只是隨著盲目的力量而浮沉。因此，「知識分子」是有用的。過去，「知識分子」可能太過專
擅，因而會造成極端的烏托邦；但今日，卻走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冷漠、無能，甚或瀕臨絕
種。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已必須重找新的良心基礎、新的願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新的實踐
動力。而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乃是要找回它業已失去的批判利齒。

這篇導讀，希望對讀者諸君閱讀本書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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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booklife.com.tw/asp/showbook_cart.asp?bookid=t01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