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圖片來源：http://tinyurl.com/kxaqu9y）

2013.06.05

文／朱淑娟

應環保署之邀，希望我跟各地環保機關的朋友們談點什麼，往常公家機關找記者演講，不外
希望提供一些「如何與媒體打交道」的秘方。但我從2001年開始跑環境新聞至今，算是跟
大家共同經歷了這13年來環境政策的種種。

所以我想講的就不只是什麼媒體秘方而已，而是想從一個記者的立場，來談談這些年來我所
看到的環境政策，特別是記者與官員「站在對立面的合作關係」。

當然關係的建立必須雙方都付出努力，不過因為這篇文章（以及講座）設定的對象是官員，
所以關於記者的部分這次就暫且不談。

為什麼記者、為什麼公務員

記者與官員，雙方的關係建立在採訪、受訪的關係之上，但由於雙方的責任、目標、立場都
不相同，實質是站在監督者、被監督者的「對立面」；而這個監督者、被監督者角色也是互
為表裡，雙方可說都是監督者、也都是被監督者。

不過雙方角色雖不同，但回到初衷，不論是選擇做公務員或記者，都是希望能服務眾人、促
進社會以及民主進步，從這個角度來看，彼此殊途同歸，目標一致。也就是說，是雙方共同
合作透過媒體力量去實現這些價值。

但畢竟是站在對立面，合作關係不會那麼輕易到來，往往必須在不斷的衝突與折衝、且付出
極大的尊重、包容後，才可能逐漸建立互信、相互啟發。

衝突以及尊重的關係

既然是站在官方的對立面，記者進入官府採訪，自然來者不善；另一方面官方對記者態度也
很微妙，大體上對記者很友善，有公關人員專門「處理」記者關係。官方對記者也處處設防，
記者寫了什麼對官方不利的新聞，輕則寫新聞稿駁斥，不然就是存證信函，再嚴重就告上了
法院。

我覺得這樣的關係蠻好的，不只平等，而且有一種隔著火線互相叫戰的氣氛。

然而記者也是人，有七情六慾，深入「敵營」又要保持清醒，說多難就有多難。如何不太過
涉入私人情感（不論好的、壞的），保有自己的獨立性，又能掙脫官方的糾纏（不論好的、
壞的），除了自己的警覺，更需要別人的幫忙。

歷任環保署長就屬張國龍跟記者的關係最緊張，他一度對我的報導非常不滿，交代同仁多次
發存證信函給報社，當時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報社都沒通知我，往後我才知道，是他「身邊的
人」默默把這些存證信函收起來沒有寄出。

在張國龍下台後，某次跟他「身邊的人」談到此事，我真的受到很大的感動，那個人告訴我，
記者跟政務官開戰，雙方各有堅持，沒有誰對誰錯，而我只是盡一個記者的職責而已，署長
在氣頭上勸不住，所以他只好把存證信函收起來。

然而至今我無法忘記張國龍在一次六輕的環評大會中，指著對方大吼：「你這樣講完全沒有
環境正義」。而為了替開發案把關，他聘了多位環保人士當環評委員，不過最終中科三期開
發案卻是在他任內通過，直到現在爭議還繼續延燒，對他來說無疑是不可承受之痛。

而我跟張國龍開戰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案子，就是六輕違反環評承諾超用水，當時我在聯合報，
因為民進黨執政，基於報社的政黨偏好，我的新聞佔了優勢。我知道這件事後不斷報導要他
開罰表態且要開最高罰，後來他果然開了罰單，為了表示他不同意我，所以開了一個跟我建
議的不同罰款（據說本來他想法跟我一樣）。

不過這件事後來演變成他下台的導火線，六輕後來到行政院訴願罰單被撤銷，對我這樣一個
滿腔熱血總想追討公平正義的記者來說，也算是個重大的打擊。最後政務官、記者雙雙中箭
落馬，他下台了，而我也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心灰意冷。

不過那個事件也讓我徹底覺悟，什麼黨都一樣，只要掌了權，想的跟做的就會不一樣。而做
為一個記者，至少希望自己能心中無政黨，走自己的路。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科四期去年計畫生變，原來要進駐的廠商友達不來了，國科會主委朱敬一
宣布中科四期轉型為機械園區，園區用水估計因而下降，他認為這是一個對土地友善的決定，
理當受到肯定。

但我卻認為，中科四期計畫生變是整個決策過程出了問題，應回到源頭去檢討，不只是在過
程中做枝節的調整而已，那段期間跟朱敬一的筆戰也在所難免（他是某兩報的主筆，也自己
投書媒體論壇） 。

記得一次訪問他前先寄上訪綱，他的秘書立刻打電話來，朱敬一抗議我提出來的問題太過尖
銳，對他不公平。後來我也警覺自己對於中科四期涉入過多私人情感，難免反映在新聞處理
的偏執，於是我接受了他的抗議修正訪綱。

有一次在國科會記者會結束後，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還在收攝影器材，朱敬一可能想起什
麼又轉進來，看到我說：「你為什麼老是跟我作對？」

我說：「主委，我們最大的差異就是，我認為中科四期應該從頭來過，但站在你的位子你只
能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他聽後拍拍我的肩膀沒再說什麼，在那個空曠安靜的會議室中，
我發現那一刻或許是我們相互理解的開始。

後來他在一場記者會中說出一段話，而我也全文刊出：「我名義上的老闆是行政院長，但我
實質上的老闆是台灣的土地跟人民......我今年2月6日才上任，但政府是永續的，我現在沒有
辦法從原點規畫二林園區，只能在現有基礎上做最大、最好的改善。這不會是100分的方案，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多元和包容。」

記者經常很輕易的就叫政務官下台、為政策負責、說人家戀棧職務什麼的，但實際上在台灣
現今這種政治氛圍，政務官想在夾縫中堅持理想真的很難。

而在這麼難為的情況下，有人還願意放棄原有的名位、薪水上台，多半也是希望能實現某些
理想。基於這一點，我經常提醒自己能更同理心去理解他們的難處，而理解、不理解所做出
的報導，就像寫毛筆字，筆墨之間自有輕重之別。

記者需要專業的協助

而在我短暫的記者生涯中，有幸遇到一些可敬的對手，是記者的一種幸運。政務官或許身不
由己，但事務官卻是政府穩定的基石，他們也是記者最常接觸的人，少了那種短兵相接的衝
突，雙方的相互啟發、學習更是重要。

這一年來有兩個我認為還算滿意的報導，一個是給公視拍的專題「呼吸的風險PM2.5」，另
一個是為商業周刊寫的「從高屏大湖談南部水資源」，空氣跟水都涉及許多專業知識，沒有
許多事務官的協助，我不可能從中看出問題的關鍵。

例如南部水資源，一個不了解關鍵問題的記者寫出來的不外乎：「只要改善漏水率、或把汙
水全回收就不用再蓋水庫了啊。」這樣寫其實等於沒寫，因為一篇報導最能發揮功能的地方，
就是你要寫出那個改善漏水率、汙水回收為什麼聽來簡單、但就是做不到，中間有多少結構
性的問題應突破、那個環結誰該負責等等。

而說實在的，許多行政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水資源工程的專業並不是記者單方面可以
理解的，而這就需要事務官許許多多的協助。

當然很多人會問：「你跟記者講這麼多，他如果亂寫、或寫的不對、或刻意扭曲你的意思怎
麼辦？」但我想你接受記者採訪、受訪時該說深說淺，心中自有一把尺，基於長久觀察，你
知道某些人會好好處理你的訪問，某些人則不見得。

當然你也不能期待，只要好好回答問題、並給予協助，記者就會給予「正面」報導。我曾經
做過一個石化周的報導，節目播出後就接到中油公關室的電話：「朱小姐我好心好意安排你
採訪，結果你播出的內容對我們很不友善。」

我只好告訴他，記者做節目不是為了友善採訪對象，而是希望能給事件中的所有人一個公平
說話的機會。只是我不確定如果我再去邀訪會不會遭拒就是。

而我認為，採訪者、被採訪者之間，最可貴的地方（也是最難）就在於此，受訪者為自己的
政策辯護，坦承自己能做、以及不足的。而另一方面記者能不受個人好惡影響，從各方立場
中找到一個符合各方的公平呈現方式。我說「公平」，不是各打50大板那種假式平衡，而是
該打幾板就打幾板。

而官員回答問題是否真誠、記者處理新聞是否公平，也就是彼此之間相互檢視的最好機會。
而一旦雙方建立了互信基礎，官員更願意提供訊息，記者也更能做出中肯及專業的報導，這
對於提升報導的品質、同時藉由報導去舖陳社會良性對話都有極大的幫助。總之我認為，愈
是開放的態度，愈能建立雙方的互信關係。

請跟記者說實話

但很多時候往往不是如此。現今官員與記者互信不足，媒體當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但許
多官員不說真話、信口開河、或給記者錯誤資訊真的非常糟糕。

例如2009年10月中科四期爭議難解時，副總統吳敦義（當時的行政院長）公開做出將廢水
海放的承諾後環評通過了。然而最後這個承諾被技巧性的只放在環評結論的「附帶建議」，
也就是說，這並非正式的環評結論。

日後中科四期因為計畫改變提起環評差異分析，環保團體又要求廢水排放應遵守吳敦義版的
海放版，但卻被提醒這並非正式的環評結論而作罷。

吳敦義的承諾事後被技巧性只放在「附帶建議」已經很不可取，而就算只是「附帶建議」，
一個行政院長的政治承諾難道還要白紙黑字拿來跟人民斤斤計較？加上之前他的一些什麼白
海豚會轉彎等等奇怪言論，一個國家副元首落得一個「白賊義」的稱呼真是可悲，但結果就
是耍弄百姓，落得人民對政治人物信任大減。

另一個例子也跟中科四期有關。去年四月，彰化縣溪州農民北上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出
面對農民說：「這有合約關係，不能隨便講一句話就叫他們停工。」

有合約當然不能「隨便」停工，但也不是「不能」停工。問題是他應該跟人民說清楚那個
「隨便」跟「不能」的差別是什麼。眾所周知，只要政府與民間簽訂的合約都有「法令變更」、
「情勢變更」原則，如果變更雙方的權利義務是什麼。最不可取的就是隨隨便便就回答人民
的焦慮、同時誤導記者。

另外面對公害問題，即使一時無法查到原因，但也不能隨便塘塞個理由給記者。例如今年四
月高屏溪攔河堰被汙染無法取水，原因都還沒查明，高雄市環保局就發出新聞稿：「針對高
屏溪上游目前攔河堰以北，目前列管之畜牧業約有十餘家，環保局將主動稽查相關事業及畜
牧業......」似乎在暗示這起汙染是畜牧業造成的，但真是如此嗎？

還有，去年12月美麗灣事件爭議之一是美麗灣究竟是「觀光旅館」或「一般旅館」？環保署
的辦案方式是發文問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局回答：「觀光旅館是許可制，沒有強制多大規模
應申請為觀光旅館」，所以環保署就說，既然美麗灣以一般旅館向台東縣政府申請許可，所
以環評由台東縣政府審查。

請問中央政府可以只用「書面認定」而不是「實質調查」在辦案嗎？

而不說實話、任意塘塞、違反承諾是要付出代價的，記者對官方的信任感愈來愈低。政府如
今推動政令經常受挫，難道不是自己的搖擺給了人民觀望空間？

眼前的案例就是，農委會三令五申市場禁宰活禽，但就有業者敢不配合，因為依過去經驗，
這七年來農委會不是事到臨頭政策就會喊卡嗎？（而且還卡了兩次）

資訊公開有待加強

另外我想談談資訊公開。如今政府網站必須做某種程度的資訊公開， 網站上可查到法規、公
告、或環評會、區委會、都委會審查訊息。此外部分機關也會給記者隔周或隔天的部會中重要
會議明細單。

甚至每周四各部會主管會報之後，會中所討論的資料，記者在當天就可以看到這些資料（不是
每個部會都有），這些對於記者了解事件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官方對記者的資訊公開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而且中央、地方的做法落差也很大。例如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雖然現在已開放99%，但卻保留最後的「閉門會議」，記者雖然可在場，
但不准錄音、錄影，也要求不能在報導中指名點姓環評委員的意見，而果然許多環評委員開門、
閉門說的話還真的差很多。

而這個「閉門會議」的設計將環評會公開採訪的美意大打折扣。環保署對外的官式說法是：
「保留一點空間給環評委員」，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且不可取，試問，既然是專業審查有什麼不
能公開的？何況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即使是記者，所寫的報導也是真名真姓，你可
以想像看到報導不知何人所寫的嗎？

而這還是中央的環保署，如果是地方那開放的程度就完全不是如此。去年台東縣政府的美麗灣
環評會， 記者就徹底經歷什麼叫被拒絕採訪。而即使是施政滿意度高的台南市，2011年4月
第一次環評大會討論永揚案時，記者連門都進不去，後來我打電話到市長辦公室，才「獲准」
開放到民眾發言完為止。

當然其他部會的開放程度就更糟了，例如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記者到了聯合辦公大樓門外
就被擋住。農委會每天給記者的會議單中還註明：「以上會議原則上不開放記者採訪」。更多
部會連會議單沒有，會議更是完全不能聽。

大家到其他部會吃了閉門羹，都會要求比照環保署開放採訪。反倒是環保署還常反過來想比照
別的部會不開放，而不去思考如何做為各部會資訊公開的典範。

而事實上環評會的開放採訪，對其他部會已起了正面影響。過去內政部營建署區委會、都委會
本來也都不開放，後來因為很多開發案都是同一時間在環評、區委會審查，被記者要求後現在
也開放可以採訪一部分。

政府距離資訊真正公開還差很遠。以環評會、區委會為例，後來跟進的區委會現在網站上提供
的資料，不只廠商的報告書而已，連同相關部會之間的公文往返、對重要問題表達的意見，通
通都在網站上可查。反觀環評會網站上提供的卻還只有開發者的環評報告書、以及歷次審查結
論。

而真正重要或機密的會議官方是不會告訴你的，記者只能各憑本事探聽，有時跑去了還被趕出
來。許多資料得透過私人交情才要得到，而有的文件根本未經《檔案法》核定就在文件上蓋
「機密」， 總之就是不能給就對了。

而以我個人對官員的觀察，愈是態度開放、落落大方的官員，愈是最善盡職責，積極任事的人。
而愈是資訊公開，記者愈能對事件有所了解，做出公平的報導，也最能實踐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的：「站在對立面的合作關係」。

最後，謝謝大家耐心讀到這裡。

來源：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3/06/blog-post.html?spref=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