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圖片來源：https://mises.ca/wp-content/uploads/2014/04/IntellectualProperty.jpg）

2014-02-25 09:23:01

文／許知遠

【更多的知識匠人代替了知識份子，他們無力對變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應。在轉型期
必然出現的價值混亂中，我們聽不到他們清晰有力的聲音。思維上的普遍混亂與平庸
狀態，不斷提醒人們，整個社會是多麽需要知識分子與他們所代表的氣質。】


--

「（他們是）倒賣觀念的職業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紀最有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抨
擊者之一，盡管他在後半生成為該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員。記者、教師與媒體代表，這
些經典的公共知識分子類型，在頑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聽途說的
科學知識以後，便自封為現代思想的代表……肩負著向公眾提供新觀念責任的人」。
在戰後那場席卷世界的集體主義潮流中，勢單力薄的哈耶克發現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
知識份子占據著輿論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卻漏洞百出的判斷，在整個三四十年代，
那麽多傑出的知識份子醉心於斯大林的改革與凱恩斯的方案。

在這種意義上，理查德•波斯納，美國傑出的聯邦法官、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不可置
信的高產作家，是哈耶克的繼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識分子》一書中，他繼
續鄙夷這些倒賣觀念的職業好手。他堅持，專家不應該超越自己的專業發表言論，而
那些依靠媒體與出版業生存的所謂知識分子則淪為市場的奴隸，他們的工作質量不敢
恭維。他舉例說，那些廣泛談論微軟反壟斷案的「媒體權威」其實根本不了解關鍵問
題所在。同樣，廣受歡迎的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在寫作科普讀物時也不該涉及
人工智能問題，因為他並不了解……總之，受人尊敬的專家兼公眾知識分子理查德•波
斯納，除了饒有興致地為最受媒體與觀眾歡迎的公眾知識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
辛格名列第一），還提出了這樣的警告：不要自作聰明，對超出專業範圍的議題發言。
「很不幸，波斯納同樣沒辦法證明他是知識分子問題的權威」，拉塞爾•雅克比在《洛杉
磯時報》書評上反唇相譏。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後的知識份子》中，拉塞爾•雅克比表達了對美國知識界更深
的憂慮，即真正的危機是知識份子這一群體正在消失，它被專業化程度過高、狹隘的
學院專家們取代。雅克比心目中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丹尼爾•貝
爾、加爾布雷斯、特里林為代表的紐約文人圈。他們用優雅、清晰的筆調關注廣闊的
問題，致力於為有教養的人群寫作，而如今的專家們的意見只有少數的同行可以理解。
判斷知識份子的標準何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人比法國人班達的定義更具感染力：
「他們的本質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
簡言之，就是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種方式說『我的國度不屬於
這個世界』。」在這個定義之中，所謂公眾知識分子或是學院分子、記者還是大學教
授這樣的角色定義失去了意義。

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丹尼爾•貝爾這樣描述現代文化的特性——宮廷樂師、
行吟詩人與修道院的僧侶如今變成廣告撰稿人、專欄作家與公共形象設計者。被長
期拘禁在牢獄中的意大利人安東尼奧•葛蘭西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以更開放的心態
擴大了知識分子的範疇。除了傳統的知識份子，葛蘭西創造了「有機知識份子」這一
名詞，它意指伴隨商業社會而生的人員，他們可能是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
律師，他們的工作更多是運用智力而非體力，葛蘭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判斷在今
天顯得更為準確。彼得•德魯克稱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知識型社會，伴隨著官僚體制的
崩潰，人們越來越從刻板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他們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
需要更多的激情、創意。剛剛過去的 dot-com 風潮似乎正暗示了這股新潮流。
彼得•聖吉所說的「學習型組織」風靡全球，學習變成了不倦的、終身性的工作，
六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歡說「人人都是藝術家」，我們今天是否可以說「人人都是
知識份子」？

愛德華•薩義德在BBC電臺的里斯講座上講，純屬個人或純屬公眾的知識份子都不存
在，只要你用文字表達，就意謂著進入公眾視野。興趣廣泛而優雅的薩義德得出了
自由的知識分子定義：「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
教學或上電視。」約瑟夫•康拉德將文學創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將人們從
無意識的黑暗狀態中拯救出來。而在班達、雅克比與薩義德心目中，知識份子則一
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與乏味，他們的武器是強烈的好奇心，而敵人則是一切循
規蹈矩與面目可憎的重複，他們力圖賦予暗淡的現實生活以意義。

讓我們回到哈耶克與波斯納的嘲諷，我承認他們的批評都有道理，他們厭惡的是那些
未經過思考便盲從既有觀念的應聲筒。但是，他們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納）妨礙了他
們看到更深的危機，知識份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化與技術化的陷阱，失去了
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他們不是過度傳播新觀念，而是對新觀念渾然不覺。況且，
我們不應要求每一位活躍思考的知識份子都作出正確的判斷，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保
持不停地思考。

當這場爭論跳躍到中國的語境時，我們則面臨更加複雜的狀況。長期以來，我們將知
識份子的角色混同於各種類型的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或是社會學教授，只要他們
占有專業知識、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就是知識分子。但同時我也要承認，將知識份子
這一角色過於理想化同樣是個錯誤，一些中國學者頑固地將之塑造成類似索爾仁尼琴
那樣的異議分子，他們只強調知識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卻忽略了批判本身並非目的，
而當為了批判而批判時，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種機械的重複，它失去了知識分子最珍貴
的思考與創造精神。

作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長並成熟起來的中國青年來說，他們經歷了一個知識分子
氣質極度匱乏的年代。我們是怎樣度過大學時代的——那些陳舊的教材和日復一日被
轉述的陳腐的知識。我甚至可以不無粗暴地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大學生其實從
未接觸過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我們被教會背誦、服從、考試，而缺乏奇思異想的能力。
更多的知識匠人代替了知識份子，他們無力對變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應。在轉型期必然
出現的價值混亂中，我們聽不到他們清晰有力的聲音。

「大學不再像過去那樣受人青睞。」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說，大學不再是
知識生產的唯一中心，它擁有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它們是思想庫、研究代理商、調
查代理商、管理諮詢公司和媒體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爾•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國知識
分子的黃金年代中，很多傑出知識份子是為《時代》、《新共和》這樣的雜誌工作，
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學院工作會束縛他們的創造力。而在中國，更尷尬的是，當
我們的大學仍未擁有（或恢復）它的知識中心的地位時，類似思想庫、媒體這樣的競
爭對手也未成熟。思維上的普遍混亂與平庸狀態，不斷提醒人們，整個社會是多麽需
要知識分子與他們所代表的氣質。或許，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還擁有李澤厚、
劉再複，擁有「走向未來叢書」，鼓舞了社會最活躍的階層更廣泛地參與知識或公共
事務討論。

「《時代》對於美國教育的作用大於美國所有教育系統的總和」，芝加哥大學校長羅
伯特•赫欽斯對於亨利•盧斯所創辦的雜誌的影響力的評價，鼓舞了我曾服務的《經濟
觀察報》的成長。我們目睹著中國在過去十幾年間的高速變化，伴隨著各種新觀念與
名詞的出現是深刻的文化斷裂感，儘管一個在更廣闊的知識背景哺育下的群體正在形
成，但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在中國社會同樣顯著。雖然我們有時候帶有明顯的令哈耶克
唾棄的「在有了些道聽途說的科學知識以後，便自封為現代思想的代表……肩負著向
公眾提供新觀念責任的人」的氣質，不過，比這種輕蔑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努力建
設中國自由討論的氣氛。我不喜歡公眾知識份子這個名詞，因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結
論，只有低級知識分子（知識匠人）與高級知識份子的區別，而沒有個體知識份子與
公眾知識份子的差異。我也同意人們通常對新聞業的評價，「它天生追逐權力、金錢
與戲劇」。但比起這一切弱點，我們最為看中的一點仍是，我們是否鼓舞起你對世界
的廣泛的興趣？

（選自《單向街005：反智的年代》，201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來源：http://site.douban.com/bbt/widget/notes/192718/note/332388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