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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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單向街005》）

撰文：Lewis H. Lapham／翻譯：胡新宇

那麽一般說來，歷史是什麽呢？一段大家都認同的寓言故事。——拿破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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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時下有位政治競選人許諾要「奪回美國」，我不禁思緒萬千：奪到哪裡去？從誰
手裡奪回？奪回後用什麽方式運送？是重登五月花號，還是在槍口的指令下？如果說
奪「回到那群山草原上的家」，就像那首老牛仔歌唱的，鹿和羚羊是否還在和印地安
拉科塔人玩耍呢？如果是從腐敗政客和吸血鬼資本家的手中奪回，那麽愛默生是不是
要赴華盛頓執政，而綽號「海軍中將」的實業家範德比爾特則要被關進大牢呢？

這些問題關涉美國人集體意識中對歷史的綺麗幻想。若換由那些熱衷於複興偉大美國
的人來問，它們還會引發進一步討論，主題則上至聯邦黨人文件，下到福克斯新聞頻
道。

美國啟蒙已然失落，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徘徊在其棺架邊的哀悼者一直把這一責任歸
咎於電視和學校體系。無論冬夏，或晴或雨，他們都聚集在大學體育館或會議中心，
但這群漸漸淪為文盲的民眾已經暴露了他們的層次——他們對美國歷史的了解同對古
埃及或現代烏茲別克斯坦的了解一樣貧乏：76%的大學生不知道《權利法案》的內容，
73%的受訪者搞不清四十年冷戰時期美國的對手究竟是誰。

有關討論漸漸集中到一個問題上：一個被剝奪記憶的國家會面臨什麽樣的厄運？大家
都會紛紛譴責曾經存在過的受教育的普羅大眾如今已蕩然無存，但同時，大家又承認
這一損失和美國人的精神氣質在某種方式上是統一的——沒有耐性、充滿進取心、急
步向前的人民普遍認為過去無關緊要，他們都會認同亨利·福特的那個論斷：「歷史差
不多就是胡說八道。」這真是奇恥大辱，可是，只要佛羅里達州的橄欖球教練還在拿
著比大學一整個古典系所有員工還要高的薪水，說什麽都無濟於事。

我並非不相信數據，只是覺得數據與間接證據不合。州政府裡到處都是致力於保護歷
史遺跡的官員，電影和電視屏幕上充斥著歷史紀錄片和歷史傳奇劇，暢銷書單上也不
乏華盛頓、林肯或西奧多·羅斯福的傳記，而每年夏天，賓西法尼亞州的郊野都會擠滿
一萬三千名誌願者，他們穿著內戰時的軍裝，重演著葛底斯堡戰役。

大眾對美國歷史的偶像化想象是如此生動，但問題在於，美國人認為過去僅是造夢的
材料，草稭被編織為黃金，這種歷史總是為電視臺在黃金時段制造的神話做好了播出
準備，而電視臺制造的神話自然有其受青睞的、更為利潤豐厚的市場。

那麽，如果歷史不能為競選造勢，不能吹破華爾街的經濟泡沫，也不能為這個國家的
戰爭負責，為什麽還要為其用途作辯護呢？簡潔的答案來自威廉·福克納：「歷史從未
死去。它甚至還沒有過去。」而如果要詳盡地解答這個問題，我會借助1956年秋天身
為美國學生的自己在劍橋大學學到的一點教訓。過去的五十六年中，我不止一次將其
作為對福克納命題的論證講述出來。

早在耶魯大學時，教授們就曾鼓勵我去謀一份歷史學家的差事。在他們的慫恿下，我
不禁認為自己對當時頗為時髦、列入教學科目的研究論題有著明確的把握。提起某位
已逝詩人或失位國王的名字，我就能不負眾望地將其與特定的時代精神關聯起來：詩
人與革命相連、國王則和隱喻有關。

我在劍橋大學的導師很高興知道這一點。是的，嗯，他說，我明白，說得不錯，不過，
或許你願意抽出點時間來談一談十二世紀，比如托勒密的宇宙體系如何對應著阿姆斯
特丹運河的規劃？

我還記得那個場景：潮濕的天氣，配著松脆餅的茶，年代久遠的壁爐中煤火正旺。在
列舉完那些早已被強調過的顯著事物之後，導師為我倆又各泡了一杯茶，為我端上李
子餅，或許還有一杯雪利酒，看起來極為客氣。他問起了那些可能被我忽略的、關涉
十二世紀的問題。上萊茵河與下萊茵河流域的流通貨幣？陸路從巴黎到米蘭、海路從
馬賽到多佛的旅行耗時？羅馬和巴格達，哪一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財富、促生了更大
規模的宗教迷信呢？在拜占庭城，羅剎國來的毛皮和基督徒奴隸的要價和出價又是多
少？

對這些，我甚至無法給出一個大膽而無望的猜測。那位劍橋導師帶著輕微的遺憾默默
自語。是的，嗯，他說，你們美國人擁有化約宏大主題的天賦，可我們英格蘭這邊的
可憐親戚卻辦不到。你知道，在構建起那些宏偉的框架之前，我們希望至少能粗略地
了解一些事實依據。他說，這是一件乏味的事情，並且非常耗時。

在劍橋大學的一年終結了我成為一名歷史教授的任何想法——我不願意學中世紀德語，
父母也不願意為這種學習提供經濟支持——不過，這一年倒讓我充分地理解了托馬
斯·傑弗遜那句名言中的真理：「一點點真正的歷史是如此難得，因而它永遠有價值。」
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由重塑過往而造成的茅屋中，還能生活在哪裡呢？除了過去，人還
能改變什麽呢？未來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則來無蹤去無影。

歷史是進行中的工作，是持續不斷對過去的撰寫和重寫，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館裡的
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如果我們閱讀三部講述大英帝國歷史的書籍，其中一部
出版於1850年，另外兩部分別於1900年、1950年問世，我們就會發現三個不同的大
英帝國。當然，無論是哪部，太陽最終還是落了下來。在這三部書裡，那些觀光客必
看的景點依然未變：馬背上的拿破侖還在滑鐵盧那兒，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加冕，
南亞次大陸還牢牢泊定在印度洋岸邊，只是，我們看拿破侖、女王和印度的眼光不一
樣了。

每個時代都會修訂它對過去的構想以迎合其處境，而總體來說，歷史學家總會找到那
些驗證其論述的史實。歷史不是發生於兩百年或兩千年前的事實，它是有關兩百年或
兩千年前所發生之事的一個故事。故事會變，講故事人的眼界也會不同。

因為我不是隸屬於終身雇用職位的學者，所以我並不關心歷史的場景設置是在公元前
四世紀的雅典、1740年代的巴黎，還是在1905年冬天的莫斯科。我只尋求對人類困
境的理解，去發現或重新發現對人來說發生了什麽、他是誰，以及他與其他人的關係。
查閱古代或現代書籍中的記錄，你就能夠與幾千年來人類的每種美德、惡德、動機、
行為、癡迷、後果、快樂和悲傷相遇。帝國灰飛煙滅，城鎮不斷易手，只有人面對自
己必死的事實時發出的聲音留存下來。歷史學家薩拉·貝克維爾在講述蒙田生平與思想
的新書《如何生活》中，借維吉尼亞·吳爾夫之口道出：「每一個活生生的心靈都是用
與柏拉圖和歐里庇德斯心靈完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正是這種共同的心靈聯合了
整個世界，而世界就是心靈。」

如果將歷史同時視為自然資源和應用技術來閱讀，那麽反抗G·K·切斯特頓所說的「那
些只是恰好經過歷史的渺小而又自大的寡頭專制」就成為了可能。切斯特頓的這個觀
察與喬治·奧威爾的箴言「誰掌控過去，誰就掌控未來；誰掌控現在，誰就掌控未來」
是一致的。奧威爾意在論證歷史被用作服務於國家的宣傳工具，但其實這句箴言更適
用於個人。除了自我，這個「誰」還能是誰呢？如果不在歷史的閣樓中翻檢，人們又
怎能找到自我呢？正是這一歷史的閣樓為個人心靈的自由和成長提供了空間。遠在公
元前五十年，西塞羅就已經指出這一點：「不了解發生在自己出生前的事，這樣的人
永遠是一個孩子。」

正是對過去的無知招致對現在日益加深的絕望，絕望又帶來沒有出路的政治營銷，競
選廣告永遠在悲嘆失落的黃金時代。通常情況下，懷舊式的推銷手段（山邊的城市，
金黃色的麥浪，雄偉的青色山脈）只是保守現狀的發明，後者從一個想象中的昨天借
來次級貸款，用來投機一個補償性的明天。

因此，在2010年的價值觀選民峰會（Values Voter Summit）上，米特·羅姆尼才會說：
「我們將維系美國作為自由之地的地位……我們敬重實業家、發明家和創新者，我們
堅信每一位公民的傑出。」或如奧巴馬總統2012年初在國會演講時說的那樣：「我們
能夠重建這樣一種經濟制度，其中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公平的收入，每個人都依
照同一套規則行事。目前危機四伏的不是民主黨價值或共和黨價值，而是美國價值。
而我們不得不重申這一價值。」

不知何故，美國夢已經被嚴重地破壞了，競選術就迎合了人們的這一懷疑。不滿的右
派、幻滅了的左派，茶黨的宣言、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籲求，所有這些派別都表達了自
己被背叛的感情，同樣，他們都註意到美國已經告別伊甸園，並向東偏離而去。圖書
市場上滿是將美利堅合眾國與羅馬帝國比照起來的感傷作品。《外交雜誌》在其某一
期的封面上問道：「美國完了嗎？」而相應的文章則總結說：是的，也許確乎如此，
美國因其「不公正」而完結，這種不公正「將社會固化為一個階級系統，將人們囚禁
在其出身造成的環境中」。讓我們向哈克貝利·芬說再見吧，而對小說家霍拉修·阿爾
傑所塑造的「衣衫襤褸的迪克」來說，再沒有什麽向上的社會階層流動性，上帝和萬
惡之源的財富都已經外包到了印度的班加羅爾。

諾曼·羅克韋爾對無階級社會的描畫或許會成為照亮今年總統選舉前景的美好明信片，
而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在那每一盤煨鮭魚都價值5000美元的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籌款
會上，低矮平臺上的演講者必定會為從前恩典般的人人平等的逝去而掬淚。籌款會所
要傳遞的信息是拋棄黨派之爭，貝弗利希爾斯的舞會廳、俄克拉荷馬的招待帳篷都是
傳遞這一信息的好地方。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他們都認為對方應該為挑起全
國人口99%和1%之間的貧富階級戰爭負責。

或許因為自己出生在所謂的特權階級中，我無法假裝不知道這一矛盾的存在。對美國
各位建國之父來說，情況也同樣如此。他們幾乎都擁有個人資產，也正是他們建立了
一個鼓勵人們去獲取更多資產的政府。與英國的《大憲章》不同，美國憲法考慮的並
不是去分享曠野中豐富的資源，而是賦予人們明目張膽去不公地分配贓物的手段。托
馬斯·傑弗遜並沒有將理論——「人生而平等」，與實踐——「金錢，而不是道德，
才是商業國家的原則」混淆起來。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由富人組成、富人執政、為富人服務的政府——奧巴馬受惠於高
盛集團和摩根大通，羅姆尼則是從貝恩資本公司這一企業雇主中成長起來的。事實也
許讓人難以接受，但這並非巧合。在歷史的記載中，你從哪能找到一個由窮人組成、
窮人執政、為窮人服務的政府呢？美國的組織結構表是可售的，決定它的是金錢而不
是貴族的特權、國王的寵幸或上帝的恩寵。18世紀耶魯大學的學生是按照他們的社會
名望排名的；同樣，殖民時期的費城舞會上的舞伴卡、房間裡沈浸於一段音樂中的年
輕女子也是由金錢構成的禮儀準則支配的。前十任總統中有八位擁有相當於今日市值
兩千萬美元之多的財產（地租、資金、奴隸），而與他們相伴的是兩位羅斯福總統、
胡佛、肯尼迪、布什父子。在其絕大部分的行政年限內，白宮始終作為金錢的第二個
家發揮著作用。

歷史上，這個國家無時不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俄亥俄州的煤炭商人馬克·漢納掌控
了1896年威廉姆·麥金利對威廉姆·詹寧斯的總統競選，他如此提出自己的觀點：「在
政治領域內有兩件重要的事，第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忘了是什麽了。」而我們自己的
有線電視評論員到今天仍把這個說法當作新近的突發新聞宣布。2010年最高法院通過
了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法案，撤銷了市場不準幹預政治的禁令，由此印證了
那位在1896年被任命為最高法官的約翰·傑的話：「那些擁有這個國家的人，應該去
管理這個國家。」

同樣，歷史上美國也從未在富人和窮人間宣布持久的和平。敵對狀態或有短暫緩解，
但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道德和社會鴻溝從來沒有被填平。自其誕生之日起，美國
就浸染在繁榮和衰落的洗禮盆中，過去的225年中，這個國家經歷了數次銀行恐慌導
致的拮據困頓，以及數次趨向崩潰的經濟衰退。最壞的結果無一例外地累計到中產階
級維持體面地位之貸款的違約數額中，而那些本要向上一階層流動的窮人則要為上一
階層的衰落承受代價。

在這個國家的生命中，有那麽幾個為數較少的階段，社會被允許重新調整和實驗，而
無階級社會就是從這幾個階段獲得其可信性的，這包括1830-1850年代以及1950-1960
年代。不過大體來說，歷史會告訴我們：遊戲總是被嚴密地操縱以使富人受益、窮人
消耗，無論前者多麽自私自利、愚不可及，後者多麽富有創新性或企業家精神。

民主社會高度重視公平，但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如此。對資本主義來說，不公平——賤
買貴賣——是遊戲之名。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和二十世紀的最初三十年，階級矛
盾為報業提供了它們最好、最醒目的標題：工業化的東部鐵路公司的惡棍鎮壓工人動
亂、3K黨在南部鄉村私刑處死黑人、美國軍隊在西部平原上滅絕印第安人、平民主義
和激進主義運動、美西戰爭，1919年－1920年聯邦調查局對共產主義者（以及自由派、
無政府主義者或外國人）的圍剿、1929年的經濟崩潰。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承認美國格局的諸多弊端不是否定其政治和商業的眾多完善之處，
也不是否定美國人道主義各種慷慨的證明。恰恰相反，民主不僅將矛盾視為其存在的
正常狀況，還是其必要條件，而民主這一觀念的結構就像是依賴各種相對力量達到平
衡的懸吊橋。只要各種壓力以或多或少相同的重量彼此對抗，只要有足夠的人有足夠
的勇氣維系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資本與勞力、男人與女人、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論辯，
那麽民主工程就不會倒塌。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所繼承的真理是如何或為何獲得的、
以何種勝敗比率、以人類何等的想象力和表達能力，我們就會失去這一真理。

歷史事件的發展是偶然的，既可能因為天氣的轉換，也可能因為個人的性格而改變。
如果一陣大霧沒有在1776年8月30日的早晨降臨在紐約港，那麽喬治·華盛頓所率領、
被英國人圍困在布魯克林高地的撤軍就不可能成功地坐船逃離到曼哈頓，而如果這支
軍隊沒有存活下來，那麽美國革命也就無從說起了。

人出生和死亡不在同一個國家，甚至耶穌基督也是如此。喬治·華盛頓的美國不是如
亞伯拉罕·林肯所知的美國，更不是那個將艾森豪威爾將軍選為總統的美國。在1996年
春天參加的第四十屆校友重聚上，人們及時提醒了我這一事實。在聚會上，晚宴後的
發言者們驚嘆自從艾森豪威爾1952年競選的那個秋天我們初次踏進校園後，世事發生
了如此之大的變化，彼時，一個漢堡只要25美分，而楊基體育場的包廂一張票價也只
要5美元。他們談起黑人以前是不可見，現在已黑得清晰可見，談起同性戀們紛紛出
櫃而靚女扯掉了作為女性拘束物的絲綢衣飾，談起跨州高速公路系統，超音速空中旅
行，約翰·肯尼迪、羅伯特·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談起載人航空，越戰，腎
臟移植和人工心臟，水門事件，冷戰的終結和互聯網。

校友會秘書總結說，還沒有哪一屆學生像我們這樣經歷了如此一場社會和技術變革的
風暴。直到夜深人靜，我才開始核實數據。在1956年我獲得學位的那一天，當時慶祝
四十周年重聚的人們在1912年就已經踏進了校園，而那一年正是泰坦尼克號沈沒的年
份。在其他值得一提的事件之外，接下來的四十四年中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
革命、美國婦女獲得投票權、禁酒令、1929年股票市場的崩潰、經濟大衰退、第二次
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和原子彈。

這就是說，如同馬克·吐溫也曾說過的那樣，盡管歷史並不重複自己，但它押韻。若不
考慮國家間不同的習俗以及時間地圖上地緣政治學的重新布局，那麽時下正在華盛頓、
墨西哥城、北京發生的矛盾鬥爭——正如羅馬帝國編年史中的戰爭或十六世紀薩勒姆
獵殺女巫運動那樣——是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之間的沖突，是事物成其為自身的
特質與其中蘊含的可能變化的能量之間的沖突。

羅馬歷史學家李維曾將歷史當作「可視為榜樣的尊貴事件」與「腐敗凈盡、應該避免
的卑劣事件」的集合。兩千年後，在誰也不知道其引向何方的路上，美國當代小說家
約翰·克勞利重拾了這一思想，並暗示道：「過去是新的未來……過去的教訓並不簡單
或獨特，（它是）人類可能性的巨大景觀，可生產，不可耗盡。」

美國的諸位建國之父對歷史資源進行了充分利用，其勤勉程度和其後輩對俄亥俄河谷、
跨密西西比疆域土地和森林的攫取不相上下。通過閱讀李維、西塞羅、普魯塔克和塞
內加，他們找到了制訂其對共和國諸多構想的藍圖。

同樣，對古希臘作品的再發現促成了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學者斯蒂芬·格雷布拉特的暢
銷書《轉向》探討了這個再發現的過程，解釋了《物性論》一書的興衰命運，後者是
羅馬詩人盧克萊修在公元前一世紀撰寫的一部長達7400行的無韻抒情詩。格雷布拉特
以《世界如何變得現代》為副標題，在很大程度上，他將這一轉變歸功於1417年《物
性論》在一個德國隱修院的重現，其發現者是波吉奧·布拉西奧利尼，一位義大利人文
主義者、梵蒂岡官員和使徒著作的抄寫員。

盧克萊修在他的詩歌中傾註了伊壁鳩魯的思想。作為在公元前四世紀的雅典授業講學
的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認為生命的目的就在於對美和愉悅的接受，而物質的基本顆
粒（「事物的種子」）則是永恒的。所有存在的事物——太陽、月亮、水蠅、巴比倫
塔廟、母親與旗幟——都是由運動中的原子創造的，後者以無限多種形式、在無限多
種質料中不斷碰撞、結合。宇宙由「原子、虛空」組成，「別無其他。」沒有來生，
沒有神的獎賞或懲罰，只有創造和毀滅的巨大騷動，無何止地製造和重造暴君與幽靈。

對現代讀者來說，原子理論已是舊聞，而對於奧古斯都大帝統治時期的斯多葛派和伊
壁鳩魯學派來說，情況同樣如此。基督教將原子理論逐入地獄，將對愉悅的追逐指定
為罪惡，將生命的意義定義為痛苦。而通過對《物性論》的重新挖掘，並將之與埋藏
在奧維德、塞內加、柏拉圖等人著作中的其他資源融合起來，文藝複興重新擬定了人
與自然之間的契約，它對美即真和真即美等理念的接納就體現在其繪畫、雕塑、音樂、
建築和文學的光輝中。在接下來的六個世紀裡，盧克萊修的詩又在馬基雅維利的政治
理論、蒙田的隨筆、莎士比亞的戲劇、牛頓的數學以及傑弗遜的獨立宣言中得到了進
一步的發揮和表達。

21世紀初，身旁觸手可及的形勢暗示我們再次重新擬定人與自然之契約的時機已經成
熟，而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次重新擬定在重要性上將堪比促生文藝複興的那一次。
對西方文明的守望者來說，過去五十年來這一點已變得顯而易見：地球有限的資源無
法支持無限增長——即「美國夢」——的許諾或理論。以世界範圍內的環境惡化和金
融危機為主題，在巨大的災難景觀下寫著簡單的算術（世界人口過多，水、石油、食
物、磷等資源短缺）。在閱讀了最近關於健康、教育、債務、貧困、國土安全、氣候
變化、物種滅絕、全民戰爭等的政策文件後，我註意到這些文件都趨於同一種意識
（即使只是一種模糊的把握，但人們能清楚地感覺到這一點）：如果放任自流，全球
性消費社會必定吞噬地球。這不是惡意蓄謀，也不是意識形態，這就是消費社會的當
行本色（métier）：蠍子殺死了背它過河的青蛙，因為它實在無事可做。

政策文件中隱藏的死亡威脅引向這樣一種認知：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歷史產物，因此，
如同校友重聚或毀於地震的古代羅德島太陽神巨像，資本主義經濟也只是趨向重組或
虛無的原子的碰撞。一個有開頭（在十六世紀的荷蘭）、中段（英國和美國十八、十九
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結尾（由過去二十年發生在自由市場羅盤每一點上的金融動蕩所
預示）的故事。西方文明的守望者們預感到某件致使華爾街失魂落魄的可怕事件將要
發生，而他們到那些人或機器都未曾想到的技術中尋求拯救。在我看來，他們找錯了
方向。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諺語說，瞻前不如顧後。對這條諺語中真理的領悟告訴我們，
為了未來的希望我們更應該展望過去，因為歷史就是那只閣樓中的鳳凰。

《單向街005》，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

來源：http://goo.gl/LxF9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