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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TK)

2015-11-05

文/bucee

(三聯生活周刊 15年第45期)


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及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麽會減少》

人們對過往的那種「迷人的亂世」常常抱有一種浪漫化的想象,但如果真能穿越回過去,
絕大多數人只怕很快就寧願逃回現代社會。別的不說,在那些年代,暴力和死亡是生活
中的家常便飯——就算你喜歡驚險刺激,畢竟也不必冒著生命危險去體會吧。


的確,現代社會與過往時代相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暴力的衰落,雖然媒體報道中充斥
著各種暴力衝突的壞消息,但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這不僅是說集
體暴力的減少(至少在朝鮮戰爭以後,大國之間幾乎未再爆發武裝衝突),還伴隨著社
會生活中包括謀殺、虐待、家暴、強奸、搶劫、鬥毆等各種暴力活動的衰落。雖然每個
國族都宣稱自己熱愛和平,但「和平」卻並非那麽理所當然,亨利·梅因爵士在一個半世紀
前就說過:「戰爭看起來同人類一樣古老,而和平是一個現代的發明。」顯然,這並不是
因為我們比自己的祖先變得更善良了。這個現象需要一個解釋。

斯蒂芬·平克給出的回答是:這是一系列趨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他所說的「平靖
過程」、文明的進程、人道主義革命、「二戰」後的長期和平、武裝沖突越來越節制的「新
和平」,以及戰後的「權利革命」。除了這些歷史進程中推動的變化之外,他著重分析了
導致暴力的五種心理系統(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意識形態),
認為這些都已在當代得到控制或反思,因為「暴力行為的下降,與對暴力的容忍和頌揚的
減少並行一致,人們態度的變化通常起著先導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他其實是把暴力衰
落的歷史看作一場人性自身內部善惡決戰的結果。最後,在這一心靈史樂觀的線性進化
頂點,「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引導我們走向合作與和平。

不難看出,在他的理解中,人們之所以放棄暴力,說到底是因為種種因素最初影響到了
人的心理,使他們從內心深處覺得暴力可恥、殘忍、荒謬、不可取、得不償失或無利可
圖。他看來假定了人性(至少主要)是善良的,因而只要自身的認識發生變化,就會通
過理性計算和自我思考走向更可取的生活形態。因此,他十分關注那種綿延數世紀的社
會、文化與心理的變遷,但對國家政治並無好感,然而在我看來,這可能正是他遺漏的
關鍵因素。

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無疑都是對的,但至少在近現代時期,社會生活中的暴力之所以大
幅度衰退,那與其說是我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被激發了出來,倒不如說是「人性中的
邪惡天使」被禁止了——雖說談不上相信「人性本惡」,但我寧可對其中惡的一面保持警
惕。一個不可忽視的強大因素是:社會中個體暴力的減少,正是因為暴力被國家所壟
斷了。在早熟的中國政治中,商鞅變法時就立法禁民私鬥,以達到「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鬥」的目的。近代以來的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這一過程:一方面國
家建立起一支堅決的警察力量,全面禁止個人決鬥等社會風氣並打擊搶劫、謀殺、鬥毆
等破壞性社會暴力活動;另一方面又正由於國家壟斷了暴力,在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的
驅動下,國家間的集體暴力又推向新的高峰。與斯蒂芬·平克所描繪的那種線性進化的
樂觀主義不同,在我看來其中包含著相互矛盾的趨勢。

國家力量和法律的外在約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暴力本身往往是社會無政府狀態的結
果。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戰亂時期之所以暴力泛濫,通常正是由於國家失去了對暴
力的壟斷,執法力量和社會秩序都蕩然無存,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人人各自為戰,
朝不保夕。說到底,國家間戰爭之所以經久不衰,原因也在於國際秩序本質上是一種
無政府狀態——理論上,國家本身就是最高權力主體,沒有其他實體能淩駕於其主權
之上,這也是「二戰」後為何要建立聯合國這一組織的目的。但聯合國本身卻並沒有
「執法力量」,最多只能通過決議案來進行政治勸誡,試想想,如果一個社會沒有警察,
每個人都覺得可以任憑自己的想法行事,而殺人犯法後最後被不痛不癢地勸告幾句,
那是什麽景象?——國際政治一貫以來正是如此。

這樣說來,就有點悖論的味道:暴力的減少,竟有賴於某種以暴力威懾的更高力量存
在。所謂「嚴刑峻法」不一定總是對的(至少許多國家已廢除死刑),但它的確會增加
犯罪成本,使鋌而走險的暴力看起來無利可圖;即便就戰爭這種典型的集體暴力而言,
一如《暴力的衰落》一書所分析的,在如今也已顯得不再是可取的政治手段,因為它
的代價太大,以至於「那些想要拋頭顱灑熱血的人,不管出於什麽理由,現在被視為
罪人、狂人或瘋子,而不是理想主義者、英雄或救世主」。

說實話,我們很難設想,如果不是國家立法嚴厲禁止和打擊,僅靠社會輿論嘲諷,像
決鬥這樣的風俗能迅速走向衰敗。社會變遷往往是相當緩慢的,但一旦形成後則會對
生活在其中的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加迪斯曾註意到,
由於「二戰」的殘酷鬥爭和斯大林的統治,蘇聯人民「是在一種現代史上少有的殘忍的
文化中長大的。本身受到殘忍對待的他們,許多人都不會覺得殘忍對待他人有什麽不
對」。在許多文化中,暴力甚至是一種男性氣概的表現,涉及榮譽,像「二戰」後葉門
南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部落社會中,成年男子相互射擊幾乎是一項全民性體育運動。
暴力本身也存在某種「破窗效應」,這意味著要減少暴力,必須改造、整頓整個社會秩
序,或維持住某個和平局面,而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那或許首先意味著建立國家
秩序。

在當下,暴力最為嚴重的社會,往往正是那些尚未完成現代化進程的社會,它們共享
某些特徵:國家無法依靠警察力量來控制社會自發的暴力行為;暴力作為榮譽或獲利的
工具,仍有較高的回報,有時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因為缺乏法律與公正;社會年齡
結構相當年輕,人均可預期壽命不長,而年輕人比例較高的社會往往更趨於暴力,步
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則和平得多,這並非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暴力的減少」與其
說是一個世界性趨勢,倒不如說是在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發生的地方性現象。

當下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所謂「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它們中的絕大多數(無
論是跨國公司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是社會力量的體現,並進一步激發著社會活力。但
毫無疑問,像黑社會、「基地」組織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則挑戰、瓦解甚至接管了一部
分國家權力,如果在國家權力崩潰的環境中則更是如此,它們不僅打破了國家對暴力
的壟斷,還會進一步加劇暴力泛濫的無政府狀態。這些社會往往被稱為「失敗國家」,
但它們其實只是未完成現代化進程的國家。與其說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開啟了和平
進程,不如說它是現代國家所開啟的和平進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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