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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TK)

2016-02-10

文/張五常(火種)


據說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
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
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甚麽
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
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
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麽相幹?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
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
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
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
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
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在課後來問我:「你旁
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
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
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
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
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
「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
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
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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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是誰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
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
風頭」或者「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
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
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
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
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
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
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
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
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
推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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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
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

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
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
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
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沈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
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

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麽是貨幣?為甚麽
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
艾智仁問:「甚麽是功用?甚麽是量度?我們用甚麽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
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
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長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
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
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
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麽地
主以分帳的方法徵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徵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
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麽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
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麽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麽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
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
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大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麽?」
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麽關聯,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
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麽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
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利益」
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
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
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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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
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
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麽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一門湛深的學
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樸柏(K. 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
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樸柏是勝了一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
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論是用
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
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
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像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像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
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
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
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一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
經後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
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 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
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得到了一個稍有創見的預感,就
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
(R. H. Coase)。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
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後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
 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麽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
 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
 發售,那麽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
 三天之後,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麽?他說:
 「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閒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
 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
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
有一條座右銘:「無論一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
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你就甚麽辯駁也贏不了。」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
都缺少不了的–從那里來沒有一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甚麽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
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裡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一下不可的。
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
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後來就豁然貫通。
「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徵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
加納(R. 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
的發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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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一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
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
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
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
發現,往往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
可能今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於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
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汙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
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
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於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所損害,
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近十多年
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
個創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
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在當時是高手雲集而不可解
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點,就是
將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畫。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
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
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

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
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
題–就算是錯了細節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
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一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久不久
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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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
是推理。後者是茶余飯後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
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
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
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
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
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 Samuelson)、阿羅(K. Arrow)、烏沙
華(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
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
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現的卻是少見。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
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於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
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
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雲;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
想像力了。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而貼切

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
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
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 Ricardo)–所以李嘉圖
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複雜的
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
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
我們稱後者為「實例」。

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
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人手,其後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
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
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汙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
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高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采用了牙醫工具的聲
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一點
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於沒有理論。將每個
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複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
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
般性,使剩餘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
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 Fisher)才清楚
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不貫。
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麽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於是
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於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
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
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一個例子分開
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性
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
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
史德拉(G. Stigler)、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
是一定要有可以想像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著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複雜得
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
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
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並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
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
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
是擱置著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
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
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跟其他專業一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無論問題看來
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像中的淺的。




來源:http://goo.gl/AQHK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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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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