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來源：TK @Musée d'Orsay, Paris）
Dscher-Han Huang 寫於 2013年1月5日11:06
回顧過去一整年，「正義」是2012年的台灣社會除了「自由」之外的另一個關鍵字。「正
義」是一個不太容易釐清的概念，因為它太經常被情緒所主導，乃至於受到個人性格、或是
社會集體性格的影響而分殊、變形。人們經常以喜好或厭惡的情感來決定「正義」的內容，
因而「正義」的原則往往被降低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氛圍或社會期待。
在談論2012年台灣特殊的「正義氛圍」之前，我回想起多年前的一個經驗。當時有一對美
國政治哲學學者夫婦來台灣訪問演講，在行程空檔，我為他們在台中做兩日導遊。我們逛
進了台中科博館，在歷史文化的展區，看到了一大面牆，仔細地畫著民俗傳統裡十八層地
獄各種酷刑的樣貌。學者夫婦很感興趣，我便為他們解釋了旁邊所附的一張「量刑價目表」，
上面寫著人在世時犯下哪些大小罪過，各自會得到多少點，死後依照成績分發志願，到各
層地獄去註冊。
令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量刑最重的，不是燒殺搶掠，而是「妄議時政」。如果我沒記錯
的話，它要記五十點，是殺人和放火的整整兩倍半。單靠這一條，幾乎就可以定義什麼叫
「好人」了。
台灣人是最喜歡當「好人」的。喜歡別人說他有「人情味」；說他雖然各方面都不怎麼樣，
但是有誠意，是個老實的好人；說台灣這個地方，雖然有點種族歧視、斷層上不知道為什
麼剛好有幾座核電廠、因為詐騙橫行陌生人之間彼此有點不太信任以及敵意、偶爾會拿冷
水潑遊民、說癌症病童會傳染且有礙觀瞻，但「最美的風景還是人」，大家人都很好。
不必給台灣人任何實質承諾和肯定，只要發他一張好人卡，他心裡就有甜甜的暖意——正
如台灣什麼都要加上大把砂糖的餐點和飲料——然後一廂情願地滿世界炫耀。
好人們對「議論時政」反射性的反感，至今仍然作為濃厚的「正義氛圍」的一大成分，籠
罩著台灣人的心智。既然有普遍對談論政治的反感，自然也存在著其對立面，亦即普遍對
談論政治的嗜好。前者作為好人們的對日常小溫情的眷戀、對愛情工作人際關係智慧小語
的玩味、對每天拿手機拍下晚餐與飲料杯貼上FB的愜意、以及對政治的冷漠；後者則作為
「偏激的人」的不理智不禮貌的政治偏執。在兩者的碰撞拉扯間，共同形成台灣公共議論
的基調、共同塑造了對台灣人而言的「何謂正義」：什麼才是應然、什麼才是正當的做法、
什麼才是正義的主張——亦即我們社會發展應該的走向——基本上是在情緒性的碰撞中、
在厭煩與不滿中吵出來的。
但事實上也什麼都吵不出來。
在公民力量以極端情緒的形式彼此抵銷的情況下，社會發展形同零和，並額外提供了一個
優質的政治操弄空間，讓權力得以自外於公民力量，瞞過人們的注意，不動聲色地行五鬼
搬運、自我集中壯大。
而在2012年，人們突然看到這個自80年代以降就開始從政治領域流入經濟領域，並回頭
成為政治主宰的權力，從為美牛修法、調降薪資、土地掠奪、非法開發、惡性倒閉、媒體
併購，當著眾多好人的面，赤裸裸地一路掃平了作為障礙的各項社會機制，終於可以不必
再有顧忌，驕橫地浮出水面，開始大肆鯨吞。
對此，人們厭倦爭辯，或者掩耳不聞，或者當起聰明的鄉愿，說「客觀地就法條來討論，
只要不違法，還有什麼問題？」只是，修法、釋法的權宜之便恰好從來就不曾落在公民手
上。甚至開始會譏諷抗議者為暴民，指控異議團體反倒是意見的專制者、霸凌者（相對於
主流媒體的「包容」、「舉止合宜」、「理智」與「和諧」）。彷彿掩耳不聞也是展現了
多元言論的一面、而冷漠不屑倒是做出了捍衛言論自由的貢獻，因為這些都是個人的「自
由」選擇。
只是，「自由」向來都不是任意的、無條件的、僅憑個人意向的。因為，在無知（或認知
不充分）的情況下，人們所下的評斷、所做的決定，都稱不上是「自由的」。作為「無知
者」，這並不是一種自由選擇的結果；除非人在充分認知「無知」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
還願意選擇「無知」，這才算自由選擇，但這已預設了人們必須要先「知道」。
不曾正視核電風險、卻指責反核只是追趕流行，這不屬於自由的判斷。不曾考察環境資源
掠奪可能如何動搖社會經濟基礎、卻認為「環保人士」只是一群生態狂熱份子，不屬於自
由的判斷。不曾理解社會的世代正義危機，卻傲慢地批評年輕人不願努力，不屬於自由的
判斷。不願理解惡性倒閉受害勞工與經濟病灶的關連，卻認為不干己事，不屬於自由的判
斷。不曾權衡媒體垂直壟斷的社會效應與市場機制的運作，卻主張不應插手各人的買賣自
由，亦不屬於自由的判斷。同理，如此地持相反主張者亦然。
不曾考察過每項主張背後所預設的原則，卻理所當然地做出主張者，這也不屬於自由的判
斷。同理，如此地持反對主張者亦然。
當然，上述這些在許多時候都有詮釋的空間，因此有時候很難說一個人的到底「自由」與
否，這時便需要透過公共議論來彼此修正。是故，自由只有在「認知」且「參與」中，才
會被實現。但這說的並不是什麼形上學式的、高妙深遠的「自由」，而是一個最簡單的事
實：在我們都無法脫離社群的情況下，我們不去知道、不去參與，只想待在家好好「做自
己」、看不順眼的就嘴砲一下，那麼就必定會讓別人來代替我們做決定、甚至主導我們的
生活、操縱我們的意願。很弔詭地，看似最「自由」的獨我論式的冷漠、不耐、恣意與自
以為是，就現實結果來看是最談不上自由的。
談不上自由，也就沒有什麼去討論「正義」的餘地，因為對什麼是「應然」、什麼是「正
當」的討論，始終是關於、也預設了自由的判斷。至於「非關自由的判斷」，其所反映的
是「實然」或「必然」：在不涉及價值的領域中，這種判斷的對象是事實，例如「這朵花
是紅的」、「三角形內角和為180度」；而在價值的領域中，例如政治、社會、文化與倫
理，這種判斷就會是「對所給定之事實的理所當然」（把「現實情況」當作「應然」）或
「根據教條而來的判斷」，例如「奴隸本來就不該享有權利」、「買賣媒體天經地義」或
「同性戀違反自然所以不該存在」。
而在2012年，台灣社會整體而言還沒有準備好開始去追問「正義」，但在一連串嚴重不
公義的極端社會事件的催逼下，人們已迫不及待地迎接美國哲學家 Sandel 在台灣的爆紅，
希望透過他所帶來的思考與對話，從中讀到我們期盼的「正義」。他的魅力與其說是促發
了我們的思考與對話，毋寧說是讓我們只讀到了他作為個人的立場——因為「他」談了在
台灣幾乎沒人公開談論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原則與議題、因為「他」談了我們無奈地盼
望卻仍陷於情緒性的迷霧中的「正義」、因為「他」也表態反對媒體壟斷，所以許多人為
之風靡。但是根據Sandel自己的見解，「正義」還是必須得在我們自己的語境的討論裡
被整合出來，而不是個人風潮所能帶來的伴手禮。
另一方面，這種迫不及待的急躁，也正直接反映了白熱化的世代衝突、世代間的不正義。
在上一代的黃金時期，人們並沒有恰當地負起政治與社會責任，使得年輕一代必須接手面
臨一個公民棄權、財團壟斷、社會福利崩解、一元意見獨大的社會，並且在這個社會裡被
迫作為絕對的弱勢。
對上一代習以為常的骯髒政治、社會不義，年輕一輩卻無法適應。因為年輕一輩對於上一
代長年來用以自我滿足的宣傳，亦即「台灣是民主與自由的社會」這個宣稱，是老老實實
地照字面來理解而長大的。年輕一輩還沒能像老一輩那樣學會習慣不要太認真、隨時都能
接受這句宣稱背後的事實。
在這個不能適應政治與社會之不義的現實的意義上，年輕一輩恰好可以叫做「草莓族」。
他們沒有白色恐怖的經驗來馴服自己，說這一切隨時都可以被當權者蠻橫地地玩弄、盤剝
與破壞、而隨時都得做好心理準備去接受事實，然後只在天高皇帝遠的時候低聲埋怨政治
黑暗、隨即轉身繼續扒著碗公，用香氣四溢的豬油拌飯自己填滿自己的嘴，聽著電視廣播
放送「愛拼才會贏」，在「經濟奇蹟」的泡沫中買醉。
老一輩偶然有感而發的「現在社會開放多了」的感嘆裡，也往往遮掩不住那隨時都能再對
政治現實死心認命的心理準備。
過去人們能對被請到警總喝咖啡而消失的千百個生命不聞不問，而我們現在竟然僅僅能因
為青峰那被「委婉地」用廣告蓋過消失的四十秒就憤慨地坐立難安。旺中案，不過就是過
去那具巨大無邊的白色鬼影殘留遺緒的一點夢噫嗎？年輕人就要乖乖讀書、多想想現實，
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再吵連15K都到不了。
這種不懂得對現實妥協的認真，往往在老一輩的眼裡，就成為在被迫接受現實前多餘的猶
疑反抗、以及過於堅持「理想」的天真（然而他們眼中之「理想」的高標，卻只是年輕一
輩眼中作為「應該」的底線），然後因為不符合標準的工業規格，而被貼上參差不齊、容
易碎爛的農業規格的「草莓」標籤。
據此，2012年也是史無前例的一年，我們看到了年輕一輩開始循著老一輩所陌生的規則
和理路，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呼聲。
儘管如此，這些呼聲對社會主流的意識而言（無論世代老少的大多數人），彷彿是它做的
一場夢，一場在壓力沈重、付出收入不成比例的學業與工作生活後，夜裡還要來煩人的惡
夢，在夢裡，眾聲喧嘩，充滿著不理智、不禮貌的言語。
網路上的訊息、串連與討論，不會進入多數人們的視野；主流媒體用令人疲軟的新聞轟炸，
加上名嘴助興，讓人們無力地放棄對新聞議題的過問：媒體太爛、政治太亂，所以管好自
己就好，看完這些議題後留下來的只有怨嘆——但大家還是願意盯著媒體看，不開著電視
新聞政論節目配飯當聊天背景音，便空虛寂寞覺得冷。喜歡透過劣質媒體來培養自己的怨
嘆、一再確認自己的失落、以及合理化自己的放棄，在這樣的過程中，彷彿培養出某種自
利且自在的「人生哲學」。
這就是權力透過媒體，讓民眾自我馴化的精巧過程。
因此，在主流中自我馴化的生活節奏中出現的那些擾人安寧的夢噫，那些屬於「社會邊緣
的」、「偏激的」對重大社會議題的爭論與抗議，便使得人們平時生活壓力沈重所累積的
怨念，作為憤怒的「正義感」而得以發洩。
這種「正義感」之所以只是純粹的「發洩」，乃是在於它缺乏自覺、認知與自由判斷，雖
然它經常以一種貌似有禮貌、有道理的修辭方式而被表達，例如：指責罷工者不該妨礙路
人；挖苦學生只敢嗆無害的部長而不敢嗆黑道；批評廢死的支持者沒有同情心；主張外勞
不該在車站集會妨礙旅客、也不該群聚在街上嚇到小孩子。
有人說這些反應的背後所藏著的是「傲慢」，但我認為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不
耐煩」。這種不耐煩，讓我想起看過的中國紀錄片《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一個片段：由
於艾未未工作室在追蹤四川豆腐渣工程學童死亡名單，一個縣裡的官僚打電話去工作室質
問：「艾未未是做什麼的？......公民？作為一個公民提出這樣的要求不太合理吧？他影響
到我們正常工作了！幫我們做些實事，不要搞那些務虛的。......我們沒有時間陪你們玩，
也沒那個精力，我們災後重建的任務三年要在一年完成，不是像你們搞的文字遊戲。
......你們究竟想幹什麼？有什麼意圖？是間諜嗎？我問你，你是不是中國人啊？你有沒有
同情心啊？你還想往傷口灑鹽、胸口捅刀子嗎？這些都挺無聊的，不要說了！（掛電話）」
會理所當然地不耐煩的人們，其實都是想當好人、被稱讚一聲好人的。只是在有人太偏激、
沒禮貌、干擾生活時，他們往往就會正義感大爆發。而這個社會裡的名嘴評論、名筆教授，
或許就是這股正義風潮的最大受益者。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到底是在用誰的正義來引導自己的生活、用誰的史觀來詮釋自
己的生活記憶？
站起身來，拿起遙控器把電視打開，答案就昭然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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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與前日發表的〈2012：扭曲的自由〉原本屬於同一篇文章，
只是文章太長，我把它分成兩部獨立發表了。
第一部著重描繪客觀的大環境，而這個第二部則著重描繪人們的集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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