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文／曾昭明


曾經，有一句詩，在我年輕時傳誦於同儕之間：我心有所愛，不忍世界頹敗。

關於「走路工」的假新聞，毫無疑問地，提示出了在這個「大國崛起」的時代，台灣
無法逃脫的時代命題。

西方的左派，也開始紛紛猜疑：在東方的威權主義式資本主義，比起原本在自由民主
架構下的資本主義，顯得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富「競爭力」的時候，關於「現代
性危機」的診斷，恐怕也必須調整切入點和批判策略了。

人們開始察覺，這才是我們所身處的歷史局勢中「現代性」的真正危機：如果任由當
下的世界格局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剝離民主的資本主義，就會成了現代性
的唯一歸宿。

在這個時代脈絡裡，旺中集團所涉及的爭議，已經不只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媒體產
業在台灣如何可能」的特殊問題，而更是一個如何抗拒這種以中國天朝主義為歸趨的
威權主義格局的普世問題。

對媒體產業，我們過去一直相信，商業利益不等於公眾利益，商業市場邏輯主宰下的
內容多樣化，也並不等於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對媒體的社會責任的信念，
如今在這個「趣味橫生」的時代，卻遭到了最無情而殘酷的宰殺。

旺中集團今日的作為，與過去戒嚴時代的警總，沒什麼差別：任何人，只要不服從
「最高領導」的意志，就必然要接受「人格毀滅」的凌遲；至於凌遲的手法，沒有任
何道德底線，更不受任何文明規範的約束。以經濟權力為基礎的資本專制，比起以國
家權力為基礎的獨裁統治，本質上，兩者的野蠻主義是等量齊觀的。資本的驕縱和蠻
橫，並不會讓反抗更輕鬆；同時，也不會讓順服在道德上更有說服力。




看到某位媒體人說：「如果我是旺中旗下的記者或是主播或是主持人，當老闆要我追
殺特定一個人的時候，我能有什麼選擇？堅持原則離開走人？」

「我能有什麼選擇？」過去在戒嚴時代，許多人問著這樣的問題。想不到的是，現在，
在21世紀的台灣，媒體人會覺得還必須問自己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時代的台灣媒體人會如何答覆這個問題呢？

「我可不能不賺錢養家啊！」我看到的答案是這樣。於是，我們的媒體人呼籲：「請
大家不要太過苛責旺中的同業，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太多選擇的空間...」

我想，在今天，這個答覆和呼籲，是比旺中集團的作為，更讓我寒心的事情。

當言論自由淪為報老闆的自由，作為打手的媒體工作者，我們該如何看待？

或許，當代的資本家會認為，他們比戒嚴時代的武夫好太多了。「我們不會屠殺你，
我們不會虐待你，所以，請保持沉默，而且虔誠地膜拜金牛。」

這也就是為何「罪惡」的觀念在今日會再度成為重大的問題。再多的「解構」，再多
的「超克」，都無法掩飾這個問題了。

我無法不想到漢娜·鄂蘭，以及她在分析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主要執行者阿
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時提出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

對鄂蘭來說，艾希曼呈現出了傳統道德哲學的限制或者缺失：「艾希曼這個人物難解
的地方，正是因為許多人與他相似。這些人既非倒行逆施，也非殘酷成性。無論過去
或現在，他們都是可怕的正常人（normal）。從我們的法律制度與道德標準來看，
這種正常遠比把所有殘酷行為放在一起更令我們毛骨悚然」。

從所有參與編造「走路工」假新聞的工作人員，和那些呼籲不要苛責他們的媒體人，
我也不得不產生與鄂蘭類似的質疑：惡的意圖或動機是否是罪惡的必然要件？

為了一口飯，我們可以殺人嗎？如果不行，那麼，用媒體毀滅一個人的「道德人格」
呢？參與這種「象徵性的殺人事件」的人，可不可稱為「共犯」呢？

在這裡，「惡」並非是某種與善絕對對立的某種事物，某種被欲求的對象；「平庸之
惡」，所表徵的，就是力量的缺乏。這種「惡」，與所謂的人的基本處境無關，而是
特定情境下的產物。在這種「平庸之惡」中，「平庸」並不代表「無知」，而只是
「思維的缺乏」。

如果這種「平庸之惡」，總是使得資本的專制得以縱橫無阻的「共犯」，我無法不認
為：放棄善與惡的區別和判斷，從而支持資本的利益，總歸是「罪惡」的。在這裡，
罪惡就來自於我缺乏力量，來忠實地面對原本驅策我向善的力量。

2006年時，在分析當時的反貪腐論述和運動時，我曾經這麼說著：

當腐敗成為不受社會制約的趨勢，一個社會是不可能維持向上提升的動力的。哈維爾
是對的：「人的痛苦是可以加深的。虛無的誘惑是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它愈來愈多
地使事態靜止，比要求的還要多。」腐敗，追根究底地說，乃是犬儒理性
（cynical reason）的產物。這種特殊的理性，往往奉「現實主義」之名，來否定
「所有的道德原則、更高的目的與超越個人的理想都是天真的烏托邦。」而且，如果
說這種犬儒主義是具有社會感染性的，相信是沒有人會感到驚訝的。犬儒主義，就像
病毒一樣，似乎會構成一種自我擴大複製的惡性循環，直到人們「停止了追問自己生
命的意義，甚至於不再自發地對希望的召喚有所反應。」

（ 轉自《大眾犬儒主義的春天？》）

這種「大眾犬儒主義」，依然是這個時代最甜美的誘惑之一。當一切都被許可，我們
就離開道德上的虛無主義不遠了；當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們就離開行動上的虛無主義
不遠了。當後者能以前者為條件而得到實現，我們距離恐怖政治的開端，也就近了。

在我們縱容而非譴謫「共犯」的言說中，我讀到的是這樣的時代訊息。



來源：http://blog.roodo.com/poiesis/archives/20052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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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

                                                 ─ 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