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二十世紀

文/劉再複

林曉倫、孫梅 記錄整理(2009年03月03日,星期二)

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作家當中,從魯迅到高行健樹立了兩種文學典型。一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
「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個是從人道主義回到個人,認清個人在社會的處境,尤其是內心的困境。為
何從魯迅到高行健,形成了這個改變,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高行健最新著作《創作論》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是「走出二十世紀」,以劉再複先生的詮釋就是「回歸
文學的自性、本性」。二位先生就此作了「走出二十世紀」對談。

本次講座由《明報月刊》主辦,是高行健藝術節活動之一。聯辦機構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法國駐香港
及澳門總領事館。高行健先生的香港活動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策劃,于五月二十五日假沙田大
會堂舉行。《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和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方梓勳教授共同擔任講座
主持,回應嘉賓有特地從韓國趕來的朴宰雨教授和熱心于文化事業的張大朋先生。香港亞洲電視《文
化風情》節目主持和監製王明青女士擔任司儀。

講座當日,出席人數逾三百人,充分顯示了高行健先生的個人魅力。潘耀明先生在致詞中特別講道:
「高行健先生的文學藝術思想和他的精彩作品及寶貴經驗,對本港寫作界深具啟發意義,為促進和繁
榮香港文學創作起了深遠的影響。這次公開講座,也將為香港文壇留下一頁美麗的回憶。」下文將介
紹講座的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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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感慨卡夫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沒有進入中國現代作家的視野,卻成了高行健的創作出發
點,從《車站》到《週末四重奏》、《夜遊神》等,都是卡夫卡的深化。高行健從卡夫卡的觀世界走
向觀自在,由外而內,進入很深的精神深淵。高行建提出「走出二十世紀」,這個思想的要點,就是
人類應當從二十世紀習以為常的存在方式與思維方式中走出來,對自身在二十世紀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所追逐的目標有所反省、質疑或拒絕。

我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沒有力量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性,只能在自己的本行,即文學藝術中努力跳出
一些「通識」,一些習慣性思路。例如,以為作家可以充當救世主的思路,可以充當社會良心和正義
化身的思路。我要特別說明,高行健在當代作家中是罕見的作家自性和文學自性的發現者、闡釋者和
呼喚者。

高行健一面確認作家主體獨立不移的自性立場,另一方面又比當代許多作家都更徹底確認文學書寫本
身的自性特徵,努力守衛文學的自性和藝術的自性。在二十世紀中,文學被界定為「時代的鏡子」,
「政治的風雨表」,「意識形態的形象表達」,「大眾的文化消費」,「市場的商品」,「戰鬥的匕
首與投槍」,「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的工具」等等,所有這些規定與界定,在高行健看來,都是有悖
文學的自性,甚至是對文學自性的褻瀆。在行健的《創作論》中,他不斷提醒自己的一點是,不要落
入傾向性的泥潭。

傾向性說到底是文學他性而不是文學的自性。作家的心靈方向是自然的,而傾向性則是人為的功利取
向。一切政治傾向性都是強加給讀者的先驗意識形態,而不是喚起讀者的個人經驗和心理共鳴,因此,
必然會破壞文學本身的真和美。高行健在《另一種美學》和《作家的位置》、《藝術家美學》等論著
中,一再批評後現代主義思潮,認定這是一種時代病症,他清醒地意識到,這種主義,完全遠離文學
藝術的自性。所謂顛覆性,乃是一種只知解構只知破壞而缺乏建構建樹的極端傾向性。其不斷革命、
不斷顛覆的過程,也是離開文學藝術自性愈來愈遠的過程。二十世紀的藝術發生大倒退,與這種思潮
關係極大。
「走出二十世紀」的一項重大內容,是走出後現代主義這一病態的藝術革命思潮。回歸文
學,回歸只作觀察者、見證化、呈現者的作家角色,回歸文學非功利、非主義、非市場的本性自性,
這就是我們今天對話的主題。
 
高行健:我的作品也好,劇作也好,都是企圖喚醒思考,所以可以說斗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走出
二十世紀。走出二十世紀政治瀰漫一切,包括文化領域。在以前封建時代,或者更遠的時代,政治是
政治,文化是文化,文化跟政治沒什麼關係。

現在政治無孔不入的干預文化,干預文學,干預翻譯文化,干預文學創作,甚至干預每個人的生活,
這是空前未有的,二十世紀可說是政治大氾濫。
還有一個大災難,是市場的災難,全球化的勢頭有增
無減,市場是舖天蓋地的。這是一個機制,這個機制不是一個道德批判,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能
解決的,實際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事實上,紅色政權也鬧資本主義,也鬧市場,而且鬧得更
凶。所以藝術形態在二十世紀的氾濫,跟政治氾濫一樣,侵入到各個領域,把所有人都抓住,特別抓
住了愛講話的知識份子。

何為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就是他愛動腦子,愛講話,要著書立說。可是這個藝術形態一旦抓住知識份
子,這可憐的知識份子就成為藝術形態的表述。包括民主政治下的選戰,有時候也是一種災難。人人
都被捲進去,可不可以我不捲進去,保持我自己的獨立思考?馬克思文藝史觀的重要觀點,就是人不
得不介入政治,我倒要提出一個問題——可不可以不介入政治。

我們大家都知道,政治是權力的操作和各種利益和勢力的平衡,而所謂政治正確,是相對平和的,約
定俗成的一個認可。當政治權力變化,權力平穩打破,明天又有另外一個政權或者政策,後天有另外
一個政治正確。如果這樣指導知識份子和藝術創作,如果知識份子創作投入這種政治的話,那麼還有
沒有獨立思考或深刻的觀察?我以為沒有自由,因此我提出一個看法,不介入可不可以。不可以,通
常的觀念是不可以。我們到處遇到這種認識,就說明這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已經如此的抓住了這個時代,
深入人心到這個程度。

文學本來是陶冶性情的,文學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呢?文學是對人和社會的一種認知,而這種認知各人
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一個好的作品它的價值應該是永存的,從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到曹雪芹,它
超越時代,當然它超越當時的現實政治,超越倫理道德規範,也超越語種和國界,為什麼?因為它是
朔造人類的生存的根本,朔造人的基本的生存條件,它由此而引起種種困惑。而如此複雜的、令人困
惑的人的本性,就是文學和藝術的物件。所以文學裏面如果沒有人,沒有人的感受,而變成觀念的載
體,變成智力的遊戲,變成商業的炒作,變成政治的工具,這個文學藝術是可悲的,這種文學其實沒
有自由,我以為。
那當一個藝術家,一個作家,怎麼去抵抗這個鋪天蓋地而來的潮流呢?我以為沒有
辦法。你要做一個鬥士,我只能表示由衷的敬意,我非常佩服他們有這樣的勇氣,我非常佩服他們能
像西西弗斯的神話一般,註定坐沒有成效的苦獄。

如果一個作家以有限的生命,一個脆弱的個人,一個自身也充滿弱點的人,去面對這個無邊無際的社
會的機制,去鬥爭,他註定失敗,只能是一個悲劇的角色,這也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話的深刻之處。其
實自有人的生存以來,就要面臨這種困境。我希望以後的思想能跳出意識型態的框架,跳過瀰漫二十
世紀的災難,包括泛馬克思主義的陰影,找出一些新鮮的思路去面對我們今天的人所面對的困境。新
思路能不能解決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今天也沒辦法提出什麼解決的方桉。我也只能把問題提出來,
如果還想獨立思考,還想贏得內心的自由的話。

對談

劉再複:高行健的思想有一種徹底性,他探討的不是一般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這種徹底性就是文學
根本不可以介入政治,完全不可以介入意識形態。如果一旦介入,那麼文學將會自己滅亡。他的觀點
非常明確,帶給我很大的刺激,他從各個層面表述這個東西。記得我在巴黎碰到高行健,他就告訴我,
從今以後我們要高舉逃亡的旗幟,拒絕投入政治。我們的逃亡不是政治反叛,是一種堅持自救,也可
以說是美學逃亡,文學逃亡。我們要贏得時間,進入我們的精神價值創造,回到我們的個人立場,發
出個人的聲音。這一點對於我啟發非常大,非常徹底。

後來他用他的思想,他的理論,從各種角度來表述這種思想。這一點在中國的現代作家是非常特別的,
他樹立了一個座標。但是我始終有一個疑問,在二OOO年行健剛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韓國的朴宰
雨教授說能不能在韓國舉行一個大型的討論會,討論的主題就是從魯迅到高行健,他這個題目非常好。
但由於通行證的問題,沒有了下文。不過這促進了我的思考。

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大類型,一個是熱文學類型,一個是冷文學類型。熱文學就是以魯迅為旗幟,為代
表的;冷文學就是以高行健為代表。如何看待這兩個大的類型?我也是非常崇拜魯迅的。到現在我認
為在中國現代作家裏面,沒有人能超過魯迅。魯迅的《狂人日記》最後的結尾就是「救救孩子。」他
多少是帶有救世的情懷的。而高行健的創作是自己的東西,他沒有救世情懷,他是自救,完全不同的。
魯迅先生一再表明了他是熱烈地擁抱社會,熱烈地擁抱是非。所以他對文人相輕非常生氣,一連寫了
七篇文章,文人就是要熱烈地擁抱社會,所以他很討厭莊子。而高行健是另一種思路,他不拒絕擁抱
社會,但是抽離是非,冷觀是非,抽離出來冷觀社會。所以魯迅先生最喜歡的作家是嵇康,而高行健
最喜歡的是慧能,我們知道慧能是拒絕進入政治框架的。

高行健的《八月雪》其實是他的個人心靈記,裏面寫的慧能就是高行健他自己,所以《八月雪》裏的
慧能宣揚的是個人的大智慧大自在的真理。怎麼得大自由大自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進入那個政治框
架。所以武則天請慧能到宮廷裏去當大師,為他樹碑建廟,他拒絕了。武則天派了將軍去請慧能,慧
能說。「腦袋可以拿去,但是我不能去。」因為他知道一旦進入了宮廷,他就只能當點綴品,失去了
自由,失去了自在。高行健的這種表述非常徹底。那麼就出現問題了,高行健認為他應該充當剛才所
說的這種角色,完全抽離社會。我在新加坡講高行健概論,我說高行健先生是內禪外也禪,徹底的禪
宗,這就是慧能。我和他不太相同,我是外儒內禪。我外在有社會關懷,但是內在是禪的。所以現在
把這個問題提給行健兄,怎麼看待社會關懷?像魯迅那樣的作家你怎麼看待?

高行健:這樣的作家在當今有很多,也有非常好的作家。像大江健三郎,我也認識他,非常欣賞他。
我說「您就是一個悲劇英雄」,我們互相非常理解。我想他對這個相當有體會,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
事情。要以個人對社會提出挑戰,提出這麼多的社會義務,我只能由衷的敬佩。像提著頭還在戰鬥的
勇士,我遙遙祝願他能繼續戰鬥下去。不排斥這樣的選擇,在今天仍然有這樣的作家,投入到現實政
治中去,因為他有自己的主張,有他的政治見解。除了他的文學創作以外,他還有另外一個社會角色。
可是我想也應該允許藝術家、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所以我也提出「沒有主義」。

「沒有主義」也不是說我要主張一種沒有主義的主義,不是說只有順著我的路子才是是,才是可,才
是正確。我甚至主張無是非判斷,這個是非也是相對的。我們現今已經沒有倫理判斷了,自從政治彌
漫一切,政治正確代替了倫理判斷。是非判斷也很難說,今是而昨非。如果說作家要從事政治,去當
議員或是當部長,我覺得也無可厚非。政治以我的角度也不是說是一個可詛咒的職業,要想做政治家
也大有可為。但是我認為,政治家是沒有自由的,沒有他個人的自由。隨著各種政治設立,利益的權
衡和權力的運作,政治家得有足夠的智慧和機智在其中維持平衡,否則他也會成為犧牲品。可是如果
一個作家、藝術家,他不謀求權利,又沒有政治抱負的話,他還有沒有權利存在?我想這一點我對魯
迅先生有一個批評,就是他不允許有別種意見,別種存在。比如說在他的同時期,投河而死的王國維
先生,那何嘗不是一個選擇。

王國維就要避這個亂世,自有他自己的一番思考。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認識和研究是相當深刻的,
今天看仍舊是非常深刻。允不允許在國家一片溷亂,內戰外侵,像中國在二十世紀一片溷亂的情況下,
有一個王國維存在呢?當時的社會條件不允許,因此王國維不得不自殺,跳了昆明湖。這就是一個悲
劇。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壇功不可沒,是一個時代的標記。但是不是二十一世紀當今的唯一標記呢?我
的問題就在這裏。我並不反對有人繼續當魯迅,承擔這麼多的社會責任,只要他有這樣的勇氣,有韌
性繼續做,值得令人敬佩。但是也要允許除了政治投入以外,還有別的思考。別的思考並非就低於政
治的思考。恰恰相反,有些根本的思考是超越政治範圍的。

比方說人的生存的基本條件,對人性的複雜,誰留下了見證?恰恰不是政治家們,不是官方書寫的,
權利書寫的,大寫的歷史留下了人類生存的見證,恰恰是由作家、藝術家個人書寫的藝術作品留下了
人性的見證。
而這個人性的見證,它超越時代。像古希臘的悲劇,莎士比亞,它超越各種語種、國界,
留下了人性的見證,人的生存的困境的見證。我以為恐怕還應該允許作家和知識份子有更為深刻的思
考,超越現實功利的思考。我想這也是一種社會關懷,但這種社會關懷和眼前的社會功利沒有關係,
而文學恰恰是非功利的。

劉再複:高行健先生剛才說他自己選擇這樣一種思路,也尊重魯迅那樣的思路,我們應該尊重文學中
不同的存在形式。我們應該承認在二十世紀有個根本的教訓,就是我們把意識形態作為創作的前提,
作為創作的框架,從茅盾的《子夜》開始,這都表現得很明顯。所以我們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形象
表述,這可以說是我們根本的教訓。所以我們走出二十世紀,如果我們不能走出這個教訓,那麼我們
可能還要重複二十世紀的一些悲劇。

樸宰雨:我原來就對魯迅很有興趣,後來又對魯迅的對立面的高行健比較關心。我認為魯迅和高行健
之間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我想來想去,還是因為時代不同了。魯迅那個時候,中國處於半殖民狀
態,所以魯迅對國家主權的問題思考非常深入,還有他的實踐行動,他負起了中國命運的燭火這樣一
個問題。而高行健先生的時代改變了,他是在一個高壓的社會政治裏面,受到很多創作上的壓迫,這
樣的情況令他後來流亡到海外。這是高行健思考的一個背景。在韓國,我和我的同行們以為高行健還
是主張非功利、非主意、非市場這樣的一種保持距離、保持中立、保持多樣化的一種存在,獨立思考,
掌握文學本來的精神。

這種思考當然非常新鮮,非常獨特,是非常突出的一種中國文學思考的能力。但是韓國的另外一些同
行認為這也是介入中國政治的另外一種形式。剛剛高先生回應說,這和以前關懷社會的文學是不同的。
如果魯迅先生和高行健先生有什麼共同點,大概就是,魯迅雖然是一種社會革命的思想,但在三十年
代的鬥爭過程中,我發現他有自由主意的理念。高行健先生的環境改變了,他有文學獨立還有多樣化
的理念。這裏面追求自由主義,追求文學的獨立,個性的獨立。在人格的獨立這個層面他們是有共通
的。高行健先生也在滿懷熱情地思考關於社會和人的問題。但這種思考是冷的,是與以前不同的一種
思考能力。但基本上還是和魯迅先生是一樣的中國人,滿懷個人對文學對獨立的尊重。所以外表上是
熱和冷的區別,但實際本質上他們都是熱的。

張大朋:高先生的意境是很不傳統的,他是個先行者,站得很高,站得很遠,所以我們讀者需要多費
些心思,才能追趕上,才能真正瞭解。在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給高先生的文稿中提到,是為了表彰「其
作品的普遍價值,深刻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創了新的道路」,我
想這樣的評價是很中肯的。高先生曾在一次盛大的頒獎儀式上發表了「必要的孤獨」的演講。孤獨使
他獲得距離,冷靜觀察世界和人性;孤獨使他冷靜審視自身;孤獨使他獲得動力去征服困難和開拓事
業。

高先生指的走出二十世紀,我想就是走出政治羈絆,守持個人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不移的文學立場。
先生說: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或說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巴爾劄克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不充當救世主,不自認為是人民的代言人,也不將自己看作正義的化身。
們只陳述現實,不用預設的意識形態去批判和裁決社會,他們只是把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複雜展示無
遺,無論從認知或審美的角度看,都經得起時間考驗。


走出二十世紀,讓每一個藝術創作者都能擺脫預設的意識形態的羈絆,而由創作者自由地決定創作什
麼,如何創作。高先生追求的只是一個自由的創作天地,我不知道高先生的書是否能在大陸出版,希
望大陸的中國人一樣能接觸和瞭解高先生的作品、智慧和思想。

觀眾提問

觀眾:我有兩個問題。我很同意政治不應干涉文學,但是第一,外國傳媒扭曲歷史,將西藏說成中國
殖民地,而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作為一個文人,見到這樣的事情時,高先生有什麼感想?第二,
我覺得現在中國人在社會上受到某一些西方人的抹黑,作為一個法藉華人的心靈有什麼感受,從你的
冷文學的角度又可說些什麼呢?

高行健:作家是不是應該對這種現實政治的問題保持距離?我以為恰恰應該保持這樣一種距離才可能
有成熟的思考,否則就被每天的新聞拖著跑。
用是和非回答這樣的問題太簡單了,而這是非常複雜的
問題。各種政治權利在後面的炒作和它之間的平衡和實際現實之間的關係,電視節目請一個人馬上回
答這樣複雜的問題,你只能回答是還是否,這樣的回答都過於簡單。

觀眾:我叫蔡勇真,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劉教授提到了高行健先生在他的《另一種美學》中
提到了對後現代主義的一種批判態度,說後現代主義就是一種顛覆,不知道去建構,對後現代主義這
種特徵的思考成一種否定的,或者是懷疑的態度。高行健博士在他的作品中和剛才的演講中,我們也
看出來一些明顯的具有後現代性的態度,所以包括反中心、反權威主義,反對一種大寫的歷史、宏觀
的敍述,強調個人的自性、獨特性、作家個人的獨特空間。我的問題是,高博士在您的作品中,哪些
方面具有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或者是具有後現代性?在哪些方面又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保持一定的距離
或者是一種反叛的態度?

高行健:後現代主義這個提法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豐富的思考。這裏面包含了太多的東西,所以很
難以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討論它。但後現代主義這個提法也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的認知,現今可以說是
彌漫於批評界,彌漫於大學講堂,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公眾的話語。可是文學恰恰要避免成為公眾
的話語,作為文學家、藝術家來講,他如果成為一個普遍的公眾的話語的時候,恐怕他獨到的認識就
模糊了,喪失了。

後現代主義種種的話語,它首先是一個話語,它首先不是創作。而這個言說在文學批評史上講,在哲
學史上講,話語這麼蔓延,這麼普遍,也是一個少有的現象。後現代主義現象,我覺得它有一個哲學
的背景,就是自維特根斯坦以後。維特根斯坦把傳統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的問題,都消減為語言學
的問題,就是說所有的認識最後都要通過語言,他說的當然有道理。當他把哲學的傳統命題變成語言
學命題的時候,這才引發出這麼多的現今所謂後現代的這種言說。這種言說沒有多大的意義,況且後
現代言說有紛繁的方向。但是總的問題就是言說能不能代替事物存在的本來面目,這有一個很大的距
離。所以我對後現代主義這種言說也保持一個距離。

觀眾:我是浸會大學中文系的林進先。劉教授在評價高先生的創作時說高先生是禪意的,比如說類似
抽象的一種繪畫風格,以及一種荒誕劇的話劇的創作。這其中是不是也有一種後現代的、模糊的灰色
地帶呢?另外高先生在這些年來的精神自救、精神逃亡,在創作過程中,您遇到的最困難的一個精神
困境是什麼,您是怎麼面對和解決這種思想的困境?

劉再複:後現代主義正像行健所說的太豐富了,對於它的批評主要有兩點:第一,它只講破壞不講建
設;第二,它只有理念沒有創作實踐。高行健和後現代主義拉開距離,首先是在這兩點上拉開距離。
但是高行健的作品本身也很豐富,他的作品中確實有反中心的東西,反對宏觀的框架,而且他的繪畫
當中確實是有一種灰色地帶,但這是一種並置的東西,不是單獨的。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理
念的體現,可是高行健在創作過程中可能和後現代主義的一些理念會有點疊合。

高行健:關於困惑的問題,我現在還困惑。當然如果僅僅只困惑,那什麼事情也做不了。困惑之外要
想做點事情,那就表述這種困惑,我的全部作品都可以說是對一種困惑的表述。

總結

方梓勳: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假如在沒有主義,文學離開政治尋找自由,超越功利的同時,沒有作家
意識形態指導下,尋找人生的意義。在個人之我不是宇宙之我這個問題上,提出了懷疑和認知,為我
們開闢了一條在文化交鋒之中生存的道路。現在我宣佈高行健先生與劉再複教授的這次公開講座圓滿
結束,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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