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全文來源：https://goo.gl/ZlAo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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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創刊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發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臺北的名字遊戲」，副標「該是讓臺灣成為臺灣的時候了」。

原文：https://goo.gl/sdWp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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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翻譯如下：
臺北的名字遊戲——該是讓臺灣成為臺灣的時候了
原文作者／Salvatore Babones
先是打電話，然後是炸彈。12月2日，川普藉臺灣總統蔡英文十分鐘的賀電，扭轉了
37年的美國外交政策。昨天他進一步，宣布他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美國必須受一個
中國政策的約束，除非我們與中國有其他事情要談，包括貿易。
川普的官方立場仍不清楚，但他的評論表明，在臺灣問題上，他可能贊成改變一個
持續了近四十年的現狀。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現行版本，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合法政
府，可追溯到1979年，美國承認北京的共產主義政府，同時打破了與國民政府的正式
外交關係 。
當時，臺灣仍然是一個被鎮壓的一黨制國家，但在未來20年，它和平地轉變為一個
充滿活力的自由民主國家。儘管取得了這樣的進展，仍然沒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命名
為「臺灣」。島上的蔡政府仍然稱自己是中華民國（ROC）。中國大陸指的是臺灣，
正式認為它是一個叛逆的省，但實際上它像一個外國。世界貿易組織稱之為「臺灣、
澎湖、金門和馬祖（中 華臺北）的獨立海關領土」。美國仍然使用臺灣名稱，並希
望與政府保持強有力的非官方關係。然而，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今年早些時候意外
地將臺灣稱為國家時，它被認為是一個過失。
但是什麼是臺灣呢？今天，在中國內戰結束70年後，該島與大陸分離，現在是國際
社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永遠保持臺灣是中國的神話是沒有意義的。相反，現在
是臺灣成為正常國家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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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幼稚
當然，中國可能永遠不接受臺灣試圖像任何其他國家那樣行事，並且肯定否決臺灣
加入聯合國的會員國。但北京必須知道，臺灣永遠不會回來。今天的年輕臺灣人在
一個自由，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中成長，不會投票支持北京，尤其是在目睹香港發生
了什麼事情之後。他們的子女和孫子們更不可能這樣做。北京等待臺灣和平地加入
中國就像平壤等待韓國和平加入北方，大陸不大可能承受軍事解決方案的代價。
同樣，即使中國從未正式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如果臺灣行為更像一個國家，它可能
開始用不同方法對待。如果臺灣要別人認真對待，就必須認真的表現（一個國家的樣
子）。在南中國海宣布放棄其領土要求將是一個好的開始。像北京一樣，臺北對整個
南中國海的主權提出了薄弱的要求，其基礎是它是中國海洋領土的合法主張。
臺灣南海的索賠基於臭名昭著的九段線，一個粗糙的海洋邊界首先在中國地圖上繪製
於 1947年。這條線說明了對中華民國海南海域，島嶼和海底的廣泛要求，當時是在
大陸的控制。當共產黨人贏得中國內戰時，他們採用九劃線作為自己的主張的基礎，
而今天中國和臺灣都認為整個南海屬於他們，也就是真正的中國。
諷刺的是，中國對南海的主張大部分是基於臺灣在臺灣南部900英里以上有爭議的太
平島（也稱為 Itu Aba）擁有廣泛的設施。但是在2016年7月12日，《海洋法公約》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裁定該島是一個岩石，因此賦予其最低限度的領土權利。即使臺灣
不是《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也應該尊重這一裁決，退出太平島，使岩石恢復到自
然狀態。這樣做會贏得整個地區的朋友，中國不能抱怨臺灣撤軍。
北京可以繼續蔑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不再假裝是中國的臺灣不應捲入這場爭
端。相反，它應該在多邊機構的主持下支持南中國海的和平發展。最重要的是，臺灣
應該清楚地表明，它不再參與南海諸島的爭端。
臺灣也應該停止玩識別遊戲。臺灣可能在90年代初放棄了對大陸的主權要求，但它仍
然正式稱為中華民國，並利用財政激勵來說服21個窮國與臺灣而不是中國保持外交關
係。臺灣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可以幫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窮人。鑑於自己從獨裁政府
到民主的鼓舞人心的過渡，臺灣可以在如何鞏固自己的民主體制方面，向蒙古和烏克
蘭等國家提供特別重要的作用。臺灣用來換取外交承認的金錢，每年約2億美元，可以
更好地用於支持世界上許多優良但脆弱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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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
但最重要的是，臺灣必須放棄它是中華民國的幻想，即放棄它有一些如小說一般的主
張，即使只是一個修辭學意義上的大陸。這種改變是充滿政治意味的，但它不一定需
要像正式宣布獨立那樣重要。即使是那些想統一的臺灣人，現在也承認，任何未來的
統一中國都會從北京而不是臺北。明顯的解決方案是政府簡單地把島的名字從中華民
國改為臺灣，而沒有對該國的法律地位作任何正式聲明。它將是一個身份宣言，而不
是一個獨立宣言。
即使發表這樣一個宣言，臺灣仍然會維持一個事實上的國家——儘管沒有獲得正式承
認。但對於世界其他地方，變化可能是深刻的。近幾十年來，世界領導人（直到現在
包括美國總統）拒絕直接與臺灣打交道，因為他們只承認一個中國。但他們可以學會
處理一個不聲稱是中國的臺灣。美國總統，與非國家和準國家實體的領導人，如巴勒
斯坦等權力機構一直談話，未來也可以與臺灣總統談話。
這種發展不會使中國開心。儘管美國以外許多政策分析家的危言聳聽，中國並沒有準
備入侵臺灣，川普的電話不會啟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關於美國對川蔡電話事件的意見，
明智地辯論與臺灣談話的優點是更加合理的。雖然中國堅決反對正式的臺灣主權，但
它仍然以一種務實的態度處理臺灣，它是最接近的鄰國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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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不確定性？
美國一貫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對臺灣與一個中國的地位一直存在歧
義 。北京聲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中國）在南中國海提出了
同樣的要求，但世界其他地方皆表明，不會接受中國許多領土要求。在這方面，其他
國家處理中國對臺灣領土的主張，也應該沒有不同。
正常化目前的臺灣地位，作為事實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國家，可能使那些主張島上被
認為主權國家的臺灣鷹派感到不滿。但是，行為改變最好在政治變革之前，而不是相
反。只要現狀繼續下去，臺灣以自稱是中華民國的身份主張主權，其他國家就有理由
讓北京決定臺灣政策。如果臺灣擁有自己的一個更恰當的身份，世界可能最終轉向支
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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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者 Antler 註：
該文作者主張臺灣應該放棄包含太平島的南海主權。因為那些主權，源自1947年蔣
政府的主張 如同已經不存在的中華民國大陸領土，這些南海領土已是陳年往事。
另外還探討了中華民國，目前聲稱的權利與現實的不相符。
作者比起公投自決或制定新憲，似乎是更支持臺灣改名字／修憲。但是我想對中國
或深藍來說，都是台獨，他們分不出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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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章
Taipei's Name Game
It's Time to Let Taiwan Be Taiwan
By Salvatore Babones
First the phone call, then the bombshell. On December 2, Donald Trump reversed
37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y taking a ten-minute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from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Yesterday, he went further, announcing
that he doesn’t know “why w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 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Trump’s official position is still unclear, but his comments indicate that on the issue
of Taiwan, he may favor changing a status quo that has persisted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old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dates to 1979, when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d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Beijing while breaking off
formal diplomatic ties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aipei.
At the time, Taiwan was still a repressive one-party state, but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t peacefully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vibrant liberal democracy. But despite this
progress, there is still not a independent country named "Taiwan." The island Tsai
governs still calls itsel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Mainland China refers to it as
Taiwan and officially considers it to be a renegade province, but in practice treats
it like a foreign countr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lls it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Chinese Taipei)."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uses the name Taiwan and is open about its desire to maintain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aipei. Nevertheless, when a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accidentally called Taiwan a country earlier
 this year, it was considered a major gaffe.
But what is Taiwan, then？ Today,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at separated the island from the mainland, it i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ttle this question. It is meaningless to perpetuate the myth that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China. Rather, it is time for Taiwa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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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AWAY CHILDISH THINGS
Of course, China may never accept Taiwan’s attempt to behave as a country like
any other, and would certainly veto Taiwanese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t Beijing must know that Taiwan is never coming back. Today’s young Taiwanese
have grown up in a free,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and are never going to
vote to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especially after witnessing what has happened
to Hong Kong.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ill be even less likely to do so.
Beijing waiting for Taiwan to peacefully join China would be like Pyongyang waiting
for South Korea to peacefully join the North, and the mainland would not accept
the costs of an attempted military solution.
By the same token, even if China never formally recognized Taiwan as a nation, it
might begin to treat the island differently if Taiwan behaved more like a country. If
Taiwan wants to be taken seriously, it must behave seriously. Renouncing it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be a good place to start. Like Beijing,
Taipei maintains a flimsy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it is the rightful claimant of China’s maritime territory.
If Taiwan wants to be taken seriously, it must behave seriously.
Taiwan’s South China Sea claims are based on the infamous nine-dash line, a rough
sea boundary first drawn on Chinese maps in 1947. The line illustrated the expansive
claims over the waters, islands, and seabed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de by the
ROC, which at the time was in control of the mainland. When the communists won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y adopted the nine-dash line as the basis of their own
claims, and today both China and Taiwan maintain that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belongs to them—that is, to the real China.
Ironically, much of China's claim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aipei maintains extensive facilities on Taiping Island (also known as Itu Aba), a
disputed feature more than 900 miles south of Taiwan. But on July 12, 2016, the
UNCLO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ruled that the island is a rock
and therefore affords its holder minimal territorial rights. Even though Taiwan is not a
party to UNCLOS, it should respect this ruling, withdraw from Taiping Island, and
return the rock to its natural state. Doing so would earn it friend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China can't very well complain about a Taiwanese withdrawal.

 
（圖片來源：http://goo.gl/X55wtV）
這篇文章是在台灣唸書的中國學生分享給我的。
原文作者也來自中國，這是他對臺灣脈絡的細膩觀察。
特別將這篇文章換成繁體字，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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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 HatePolitics）
標題Re: [討論]為何朱一直問九二共識 而小英不直接答
時間Mon Dec 28 04:04:24 2015
文／Kevin1103
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要先就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九二共識這個進行理解。
首先爬梳國民黨兩岸政策的演變。
國民黨的對中國政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九二共識這玩意。

蔣介石的時代，國民黨的對中國政策，叫漢賊不兩立。
蔣經國的時代，國民黨的對中國政策，叫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李登輝的時代，國民黨的對中國政策，叫兩國論（特殊國與國關係）。
馬英九的時代，國民黨的對中國政策，叫九二共識。
對中國，他承認一個中國，對內，他用一中各表來誆騙台灣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演變？　
這必須從國民黨政權的本質談起。
國民黨政權之於台灣，本質上他就是一個外來政權。
他是以一個外來政權的姿態，用殖民統治的方式在殖民台灣。
通常殖民政權都會有一個母國。
以西班牙為例，西班牙殖民中南美洲，他殖民母國是西班牙。
而國民黨用來殖民台灣的母國，叫做中華民國。
所不同者，國民黨的殖民母國—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消滅的國家。
為了延續國民黨對台灣統治的正當性，
國民黨只能不斷的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正當性，與他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
所以國中的歷史教科書，會不斷地強調開羅宣言。
所以蔣中正的時代，即便台灣要承受喪失聯合國的代表席次的代價。
國民黨也要強調漢賊不兩立，
唯有這樣，對內（台灣）他才能夠強調自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進而強化它對內統治的正當性。
一旦中華民國喪失了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地位，緊接而來的，
國民黨政權就會面臨喪失對台灣統治的正當性，和與之相聯結的政治利益。
而這正是國民黨政權，真正念茲在茲的東西。
要理解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必須要瞭解這點，才能夠理解他政策的演變脈絡。
從蔣介石到蔣經國的時代，國民黨遇到的問題是，
雖然對內，他能夠維持足夠的統治能量去鎮壓異議份子，
但是對外，他喪失了美國對國民黨法統的支持，
為了避免失去中國法統的代表性，危及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
蔣經國只能用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方式，
想辦法延續他的台灣的統治，並避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到了李登輝的時代，
對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升高，兩岸的實力越來越失衡。
對內，國民黨不再能夠像過去兩蔣的時代一樣，
用軍事上的高壓統治來維繫對台灣統治的正當性。
李登輝必須要為國民黨的統治，尋求新的統治正當性，所以李登輝做了兩件事情，
一是舉行總統大選，尋求台灣民意，建立新的合法統治。
二是用特殊國與國關係，來界定台灣與中國間的關係。
如果說蔣介石時代，對中華民國的定義是「中國是中華民國」。
而蔣經國的時代，對中華民國的定義是「中華民國是中國」。
那麼李登輝想要做的努力是，把中華民國重新定義為台灣，
藉此一方面重新取得對台灣統治的正當性，
一方面，也可切斷台灣與中國間聯繫的臍帶。
我記得當時李登輝曾喊出了一個口號，叫做「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
可以用這句話來理解當時李登輝的國民黨想要走的路線。
一旦李登輝成功的切斷了台灣與中國間聯繫的臍帶，
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喪失了主張台灣主權的立基點。
中國共產黨當然知道李登輝想玩的把戲，
所以雖然李登輝在當總統時，言必稱中華民國，
但中共就是批評李登輝搞台獨，甚至當李登輝想在台灣推行總統直選時，
中共要氣急敗壞的進行飛彈試射，引發台灣飛彈危機。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此。
９６年那次總統大選，李登輝代表國民黨，
是以壓倒性的優勢，過５０％的選票贏得總統大選。
目前枱面上，國民黨的一些人物，如連戰，馬英九，吳伯雄，朱立倫等人。
都是依附在李登輝這樣的主張之下，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甚至在當時，朱立倫還曾說「特殊國與國關係」是一個比較安全的選項。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假若國民黨能夠單憑自己的力量，
維繫他在台灣統治（與背後的殖民特權利益），
他是不介意用特殊國與國關係，
中華民國是台灣這樣的定義去界定兩岸關係的。
但是有一個人改變了這個態勢，那個人叫陳水扁。
２０００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勝出，意謂了一件事，
那就是國民黨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用特權統治，維繫他在台灣的統治能量。
若要維繫這樣的特權統治，必須借助外力，而那個外力叫做中國。
所以連戰背棄了李登輝的路線，改走聯共制台獨的路線，
馬英九跟朱立倫也延續了這樣的路線。
對國民黨徒而言，他們真正念茲在茲，
一心想要維繫的其實是他在台灣的統治地位，以及背後的龐大特權利益。
為了維繫這樣的利益，對國民黨徒而言，就算要當中共政權的附庸，
作為中共在台灣的代言人，也在所不惜，
這是連戰，馬英九，以及朱立倫的路線。
只是這樣赤躶躶投降，很難為國民黨過去堅持反共的立場做開解，
所以２０００年的時候，蘇起透過包裝，丟出了九二共識的概念。
用九二共識這個概念，偷渡中國共產黨一個中國的主張。
對內，他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來誆騙台灣人，
對外，則採投降主義，全面接受中國對台灣的一切主張，
想辦法透過在台灣的政治資本撂取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利益。
這基本上是爽完即丟，隨時準備腳底抹油的想法，
所以為什麼兩岸交流，獲利的都是那些買辦，
而這些買辦階級，會隨時準備好一張綠卡，楓葉卡之類，以備不時之需。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這其實是現在進行式。
但台灣人民也不是笨蛋，路遙知馬力，國民黨這套路線走了了十六年，
台灣人民也開始摸清國民黨這樣的想法，
國民黨降共賣台的作法，也開始難以繼續維持他在台灣統治的特權利益。
如此一來，國民黨只剩兩種選項。
一是想辦法在國民黨倒台前，把台灣賣個乾淨。
（所以我們會看到國民黨拼命簽一堆喪權辱國的賣台協議）
一是想辦法同化民進黨，讓民進黨跟自己一樣，一起走賣台降共的路線。
 
一旦民進黨跟國民黨一起走賣台降共的路線，
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失去了差異化，國民黨就可以藉此繼續維持他在台灣的統治。
 
這就是國民黨真正的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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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後記：
 
從蔣經國到李登輝談到國民黨對台灣統治的正當性這個部份，
有一個環節其實很重要，必須補強論述一下，就是從蔣經國到李登輝的這個階段，
唯有理解這個階段，才能理解國民黨的統治階層當時的想法，
與叛國統派這支路線在國民黨內萌芽的過程。
前面提到，從蔣介石到蔣經國的階段，
對國民黨而言，最大的差異在於國民黨失去了美國對其中國法統的支持，
這對國民黨延續台灣的統治而言，是很不利的。
要知道，國民黨一向宣稱他們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
來自二次大戰時期，中國政權在開羅宣言中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但當國民黨喪失了中國政權代表性的地位時，
相對的，也就危及了他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
就拿一點來說，當年中美斷交，美國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在其內文中，明確的表示，他保衛台灣這個地區其政權在這個地區的統治。
這個政權是誰？　
這是一個空格，可以填入國民黨，也可以填入其他選項，只要不是共產集團就好。
以蔣經國的智慧，他當然看得出這中間的危機。
所以對外，他主張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想辦法阻止中國勢力進入台灣。
對內，他主張莊敬自強，開始推行「吹台青」政策，大幅起用台灣本土菁英份子。
蔣經國的吹台青政策，一方面除了是與國民黨內原先既有的蔣宋美齡勢力鬥爭外，
更重要的是蔣經國開始意識到，要想維繫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必須也必定要與台灣這塊土地，進行更多的聯結才行。
吹台青政策就是這個思維脈絡下的政策方針。
這個思維脈絡，到了蔣經國晚年，他甚至公開發表談話，說自己也是台灣人。
為這樣的政策，確定發展方向。
除了吹台青政策外，蔣經國做的另外兩件重要的事，
分別是開始推行民主化進程，以及選擇李登輝當接班人。
推行民主化進程的部份，在蔣經國手上，他解除了黨禁與報禁。
（對獨裁統治的國家而言，當開始做這兩項工作，差不多就預告後面要做什麼了）
選擇李登輝當接班人的部份，我認為以蔣經國識人的能力，
他應該已經預見到，在他死後，李登輝是國民黨內最有能力繼承與發揚他路線的人。
關於李登輝是否繼承蔣經國路線這點，這是許多國民黨徒喜歡質疑攻訐的一點。
最有名的例子，
是許多國民黨徒喜歡講一個蔣經國與秦孝儀通電話說「你等會」 的誤會，
來嘲笑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其實是個誤會這點。
藉此來暗示並否定李登輝繼承蔣經國路線的正當性。
但我認為這樣的論述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原因有二：
一是李登輝在蔣經國手下，升官的速度非常快，
幾乎可以說是用光速在飛升，這表示蔣經國非常信任李登輝。
二是蔣經國晚年深受糖尿病之苦，身體並不好，他應該知道自己隨時有掛掉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以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他敢把李登輝放在副總統這個位置上，
應該就是做好了讓李登輝接班的心理準備。
李登輝當然很清楚蔣經國的用意，所以李登輝一直以來都主張，
他的作法，是繼承了蔣經國的路線而來。
一方面，他繼續推動蔣經國的民主化路線。（這點非常重要）
在兩蔣時代，雖然海峽兩岸表面上分屬民主與共產兩個不同的陣營，
但對內而言，其實實行的都是獨裁統治那一套，
就跟現在的北韓一樣，國民黨並不比共產黨要高明。
蔣經國跟李登輝推行民主化路線，其用意之一，在於建立台灣與中國兩者間的差異化，
唯有建立差異化，從根本上建立台灣民主的核心價值，台灣才有與中國對抗的本錢，
這也是想辦法合法化國民黨對台灣統治的手段之一。
二方面，李登輝加強國民黨與台灣本土的聯結，想辦法把中華民國定義為台灣。
這樣的作法，其實是在中國強大的壓力下，想辦法確立台灣主體性的策略。
在李登輝的構想藍圖中，這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政權，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維持。
這個政權對外，他叫做中華民國，說白了，是一種借殼上巿的作法。
反正，對中華民國來說，被借殼上巿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當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也幹過這檔事，透過北伐拆了北洋政府的台，
借了中華民國的殼上巿。博覽群書的李登輝不會不知道這段歷史。
然而蔣經國跟李登輝看似美好的盤算，卻漏算了一點。
那就是國民黨內鬥爭下的失勢者，
與改革過程中喪失利益的既得利益階層結合的反撲。
而這樣的反撲，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招降國民黨徒眾的第一個火苗。
這也是國民黨內叛國統派路線的起點。
 
 
 
 
 
來源：https://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451246667.A.5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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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關於「九二共識」的兩篇補充閱讀：
李志德為「端傳媒」新聞從業人員，
吳介民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5年12月29日
是時候了，該解除九二共識這條「咒語」
文／李志德
這是一篇馬習會後，因為寫得太晚所以沒發的稿子。這兩天看到辯論會後又吵起這件事，
就把它翻出來貼在這裡。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不必再浪費時間糾結在這四個字上，談些應對中國的真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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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下午1點，一條總統府的採訪通知發進了記者的手機裡：總統馬英九下午5點親自
召開中外記者會。因為這一天稍早，由於民進黨的極力杯葛，立法院沒有向馬英九發出前
往立法院報告「馬習會」的邀請。向立法院報告的計畫受阻，馬英九決定「向全民報告」。
這場記者會依照慣例，馬英九先闡述五分鐘，之後接受提問。但就在馬英九回答了第一個
問題之後，台灣七家主要的有線電視新聞台不約而同地切斷了現場連線。廣告過後，有一台
開始報導一則女子職業高爾夫球紀錄片的發表會、有些台關注一起情節離奇的車禍、一樁
情侶分手「男打女」的暴力事件......就是沒有任何人再回到馬英九記者會現場。
對於電視新聞台不約而同地捨棄馬英九的記者會現場，一般觀察家或是評論者或許可以用
「膚淺」來評價。但若是加上這份民調結果綜合分析，結論很明確：一般台灣民眾認為兩
岸首腦定期會談，對台灣有利而且必要。但首開先河的馬英九，卻把這件必要的好事搞砸
了。而同時，公眾對於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論述出現了不可回復的「 審美疲勞」。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結果？觀察馬習會的前前後後，我認為根源因素在於馬英九政府操作兩
岸關係一以貫之的政策方針 ---「九二共識」，已經走到了盡頭。
還是必須不厭其煩地回到「九二共識」的內容：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
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雙方各自以口頭表述。
端傳媒的作者喬俠青在「解謎『九二共識』 想像民共交流」一文中所整理的，中共方面在
1990年代曾經不下十次公開發言反對台灣有「各自表述」的權利。中共抓緊了「一個中國
原則」；台灣方面則堅持「各自表述」，所表述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根據這樣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中共和台灣有「共識」的，是「彼此對國家主權可以各
說各話」，但對於台灣表達的內容「一中就是中華民國」，中共政權至今沒有鬆口同意。
看不明白嗎？換一套名詞，更容易理解：
張三和李四互爭一幢房子的產權，李四目前住在房子裡，擁有合法產權文件。但張三堅持
房子是他的。某一天，張三和李四達成了「共識」：張三同意李四可以向他表述：「房子
是我的」，但同時仍然堅持自己才是房子的主人，必要時有權以各種方法向李四收回。
「九二共識」 這一套話語，說白了就是這樣一套概念遊戲。張三和李四之間有沒有「共
識」？有。但李四對房子的所有權因著這樣的「共識」鞏固了嗎？看來沒有。房子產權問
題解決了嗎？更沒有。
我不否認從2005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率領國民黨重返執
政這一段期間，「九二共識」這一套論述曾經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起到加快速度的作用。但
之後的兩件事使它開始受到公眾質疑：
一、中共政權並沒有因為「九二共識」的確立而放棄對台灣的領土主張。從2008迄今，
中方對於兩岸展開政治談判的要求甚至是一聲緊迫過一聲。
二、一群打著「九二共識」旗號的跨海峽政商集團，壟斷了中共對台的統戰利益。這種現象
不只台灣公民社會強烈批判，中共「中央巡視組」今年七、八月間進駐台辦檢查，十月公布
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公民社會對跨海峽政商集團的批判，絕非空穴來風。
「九二共識」的語義原本就歧義難辨，再加上一幫既得利益者的操控，藏汙納垢之餘，更從
原本「工具性」政策方針，逐步幻化為一套「類宗教」的信仰體系。政黨、政治人物之間以
「認同」/ 「不認同」九二共識劃線，彼此批評、攻擊。渾然忘記在理想的現代文明政治裡，
政黨應該以政策而非某種「認同」 來辨別彼此。
從這裡可以看出，「九二共識」如何被操作成一套妨礙台灣人民討論兩岸政策實質問題的
「咒語體系」。在國、共操控的語境裡，「九二共識」無需說清楚，甚而不清楚才更能體
現它「高明的本質」、「傳統的智慧」。這樣的「九二共識」如同教義，不是用來討論的，
而是用來相信的。信者可以登堂入室，享受兩岸關係種種和平紅利；不信，就被威脅將有
戰禍臨頭。
 
 一如咒語從來就不是讓平民群眾讀懂的。而正正是希望他們讀不懂、參不透、心生畏懼，而任由「祭司集團」詮釋和操作。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對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台灣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台灣的公民群眾
如何想像，這最最重要的一項公共政策，竟然建立在一套「概念遊戲」上頭？如果一項公
眾政策的方針連語義都歧異不清，不同立場者如何可能達成共識，一致對外？馬英九政府
愈是強調「九二共識」，台灣社會就愈分裂。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就這樣跟著「九二共識」
的「咒語化」，一步一步走向失敗。
誠然，不管在歷史裡，或者同一時間世界的其它地方，兩岸關係都不常見。但不常見不等
於是孤例。回顧1949年以來近七十年的兩岸關係歷史，可以看到這些轉折點：
1950年，在內戰慘敗的國民黨在台灣站穩腳跟。
1958年，「八二三」砲戰(砲擊金門)戰役後，兩岸「熱戰」基本結束。
1993年，兩岸建立制度性協商管道。
1995到96年，中共對台灣發動強度僅次於戰爭的武力威嚇。
1998年，兩岸海基、海協會恢復首長往來。
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造成兩岸再次緊張。
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
2003年，「春節包機」首航，開啟了兩岸空中直航。
2008年，兩岸恢復制度性協商。
 
事實上，在上頭這些轉折裡，不論是「由好轉壞」或者相反方向，「九二共識」只在其中
一、兩起事件裡起了作用。而如果要尋找一個更具普遍的解釋體系，仍然要回到正常的、
現實主義下的國際關係型態，認真地思考台灣生存發展面對的真實問題：
台灣如何以靈活的身段，遊移在中、美大強權之間；台灣做為華文文化圈的主要成員，
怎麼以自身的「軟實力」導引身邊的大國逐步改變？讓中國變得更自由、開放和文明？
台灣的國防軍力比起解放軍微不足道，要如何鍛鍊得既小且精，以嚇阻近在咫尺的強權？
凡此種種，都是國際關係裡「以小事大」的要素，它們有理論、有例證，說得清楚，講得
明白。政黨唯有回到這種具備普遍意義的話語系統裡，不同的政黨、政治菁英和公民群眾
之間才有共同討論的基礎，才有建立共識的可能性。
是時候了，該撇開「九二共識」這套「咒語」體系，直接面對兩岸關係的本質問題。一昧
緊抱「九二共識」這種「自我特殊化」的言語系統，造成的結果恰恰是台灣民眾對兩岸關
係的認識被愈發攪混而不是釐清。
來源：https://goo.gl/VssZ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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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介民
別鬧了，沒有「九二共識」這東西，好嗎？
「九二共識」從頭到尾是北京一手主導的千術，但台灣還有太多人相信它是國民黨、
蘇起的發明。難道民進黨也被唬弄了嗎？
非得把事情談清楚不可：承認「九二共識」，就是接受北京定義的「一個中國」，
就是讓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我長時間研究，得到幾個結論：
（1）「1992年兩會共識」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1999年7月，由中國國台辦官員
唐樹備提出，目的在對付李登輝的「兩國論」。
（2）所謂「1992年兩會的共識」根本不存在，亦即，「九二共識」並不存在。當年
兩邊是擱置歧異，以進行「事務性談判」。
（3）2000年3月－5月間，台灣方面由馮滬祥、蘇起等人跟著中方起舞，喊出「九二
共識」。說「九二共識」是蘇起發明的，不是事實，它是中共統戰的產物。甚且，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連在一起使用，第一次見諸新聞報導，還是出自馮滬祥。馮在
當時數度穿梭北京、華府，幫中共傳話。
黑的講成白的，顛倒是非，標準的統戰手法。
台灣對應中共話術，準備不足，認識不清；將來難免再陷入中共所設下的話術圈套。
期待有真正的政治家出現，敢對中國說、對國際說：台灣拒絕九二共識、拒絕統戰話術！
*本文刊登在新新聞：
九二共識到底怎麼被塑造出來的？
http://goo.gl/VSS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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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
（精選）PTT鄉民創意版：http://disp.cc/b/163-99Mz
【時事想想】 不承認九二共識，一九九八年北京照常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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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Cheng Lap）
很多人認為，一個國家獨立，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可以完全隔絕於一些自己不想接觸的
壞事，置身事外。事實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僅不是置身事外，而是必須恆常的，主動
的，對外干涉，以維持大形勢上能繼續保持自己的獨立。只要世界出現一個能夠消滅自己而
無法復興的形勢，那國家就會滅亡，獨立就只是指你已經有準備去負上這責任，參與這遊戲，
而不保證獨立後的生存。保障生存的並不是獨立本身，而是能夠不斷把局面控制在自己不會
被滅頂。
最好的例子就是英格蘭，英格蘭維持自己的生存，並不是將自己孤立於歐洲政治，而是非常
主動積極的介入歐洲政治。八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都有參與。拿破崙戰爭，第一
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更是主動領導整個反抗陣營。英格蘭很努力的讓歐陸不會
出現一個有能力渡過英倫海峽攻擊英格蘭的政權，不僅保障了自己的生存，最後更成就一個
巨大的海洋帝國。
如果英格蘭甚麼都不做，英倫海峽，其實並不是很寬。早在千年前已經不斷再征服者渡海
攻擊英格蘭而成功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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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小結：
蔡英文從2015年12月中下旬的所有回應，
就是準備再次定義九二年的那場建構歷史，
從國民黨單方的主宰論述，找出離開舊有軌道的方向。
而真正的關鍵，在於中共如何回應。
這一球，又回到中共的手上。而聰明的中共，一定看得懂這場博弈。
文章最後，推薦這本書–《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李志德 著（八德文化，2014）
這本書的第五章–辜汪的巨靈，
從圓山飯店的成立，到1992年，直至近幾年的兩岸會晤，都有很深刻的分析。
對於媒體常常提到的辜振甫這位政要不甚了解的年輕讀者，
透過這一章也能夠理解今日各方談「九二共識」究竟在二十幾年前的現場是怎麼一回事。
李志德行雲流水的文筆，實在精彩。最後也向各位推薦這本書，
相信您會更深入看懂這一份現在被反覆提及的熟悉戰略。

 
（圖片連結：http://ext.pimg.tw/kenji7777/1329577474-1813456858.jpg）
日久他鄉即故鄉─外省族群的國族認同處境
文／潘啟生
自從2014年反服貿學運之後，國民黨領導階層一連串的舉措--馬王政爭、黑箱課綱、
防王挺柱、連戰北京閱兵當朝無力阻攔，讓國民黨選情一路低盪。一些名嘴甚至預言，
2016大選蔡英文簡直可以躺著選。藍營在這一兩年所暴露出的左支右絀，加上經濟情勢
持續低迷，除了可能使國民黨再次丟掉政權，更深層的影響是，殘酷的選情將逼使國民
黨內的外省精英必須更現實的面對臺灣的處境與他們內蘊於衷的大中國國家認同。

其實臺灣外省人對中國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面，中國的反分裂法動武條款與超過
1500枚的飛彈籠罩，使全體臺灣人忐忑於衷，當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外省人。當年因為
戰爭逃難來台的心理陰影，讓多數外省人害怕與中共統一。但另一方面，源自家國感情
與傳統文化的傳承心理，使得相當多的外省人，特別是外省政治精英仍然將中國視為他
們情感認同與文化依歸的標的，因而堅持保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馬英九父親馬鶴凌遺
囑：「化獨漸統，全面振興中國。」可謂此輩外省精英的心緒寫照。
尤其最近這幾年臺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中國人共同想像的衝撞日益明顯。例如高中
歷史、公民課綱的微調，雖然引發朝野爭議、青年學子抗爭，但國民黨高層仍然堅持以
華夏史觀為中心調整課綱；李登輝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指稱臺灣在二戰時與日本「同屬
一國」，臺灣人並無「抗日作戰」的事實，遭馬英九及諸多外省精英痛責「出賣臺灣、
羞辱人民、作賤自己」；而連戰赴中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活動，卻
只換來馬英九：「不宜參加」的柔性勸阻。看到馬氏及其左近如此差別的態度，我們不
禁要問：他們認同的國家到底是哪一個國家?他們認同的中華民國又是怎樣的中華民國？
國內外情勢演變至此，他們是否願意認同這塊他們落腳近70年土地做為國家？
要瞭解外省人對國家、民族認同的態度，我們必須先了解外省人的精神世界。1949年
之後這些移徙臺灣的離散中國人有完全的理由相信，認同國民黨政府、為它犧牲奉獻及
默許當時該黨政府所有的政策作為是應該的。儘管這些政策從現今的角度來看是侵犯人
權的、有違民主精神的。他們覺得，如果有一天遷台的國民黨政府又一次的在臺灣垮台，
那麼他們也會跟著毀滅。我們可以這樣說，外省人在認同國民黨與國家統一的目標上，
在某些程度而言是「神聖」的，是無條件犧牲奉獻的。曾有許多年，第一代的外省人一
直認為他們會回中國。他們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交戰下撤退的生存者，必須在一個強而有
力的政府及偉人的帶領下，才有機會反攻回去。這是外省人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信念，
但這樣的信念也增加了他們適應2000年以後臺灣新政治秩序的困難度，甚至有人還因此
對臺灣萌生了嚴重的疏離感。
其實早自1980年代末期李登輝上台執政，臺灣的政治體系中就逐漸醞釀一種新的政治
秩序及身份認同圖像。使得外省族群在自我身份認同及族群價值領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
挑戰，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顯得格外明顯。在1994年，李登輝即以國民黨
黨主席的身份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承認：「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國民黨只有兩歲」的時候，李登輝在國民黨及在中華民國的領導高位即遭到許多外省籍
政治菁英的挑戰與質疑。由於李登輝的身份與權勢，以及李登輝對於中國國民黨在臺灣
的歷史重新定位，使得國民黨的權力核心重新洗牌，也讓外省人對國家、民族信仰的集
體價值體系以及諸多自我身份認同的標的，從正統中國政府追隨者及中國人的身份，在
短短的時間之內淪為外來政權的擁護者及臺灣這塊土地的他者。
同一時期，臺灣也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選舉，如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
總統直選等等，使得過去四十年來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成為選舉時動員與操作的議題。
也使得族群爭議益發明顯，並愈演愈烈。在此情勢下，即便外省人相較於本省族群團結，
但代表外省族群優勢的國民黨卻在部分重要選舉中嚐到敗績。尤其是2000年及2004年
的總統大選失利，更使得外省人的焦慮不安情緒增生。其後雖然靠著馬英九奪回權力高
位，但2016年總統大選的情勢顯然極不樂觀。外省政治精英所堅持國家內涵、華夏史觀、
中華民國法統勢將再次遭遇威脅。敗選將臨、政權輪替的鬱悶和焦慮可想而知。這種情
緒，以張作錦在聯合報所發表的評論：「王金平選總統，國民黨將亡矣！」厥為代表。
張文表面上是對王金平主持立院的權謀多所騭議，但實際上是不能接受兩個臺灣人競逐
總統大位。疑慮「王金平這回選總統，國民黨更將大分裂，等於保送蔡英文上壘，其間
難道沒有李登輝的影子？」
對於這種現象，郭力昕的評論尤為深刻。他認為：「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
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
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
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一碰
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
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而這也是洪秀柱宣布參選立即颳起一陣旋風的重要原因。
當然，政治因素只是促發外省族群焦慮情緒的諸多因素之一，並非全部。外省人在此一
變動時局的焦慮仍有其他諸多的誘發因素。例如李筱峰從「外省人面對社會和經濟利益、
優勢地位之減少或喪失的情勢，所感知到的集體心理狀態或情緒」來解讀外省人的危機
感。他認為這是由於外省人過去在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社經結構上的優勢地位，隨
著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多元自由開放情勢而日漸流逝，所產生的類似「危機感」的心
理防衛機制。而吳乃德則認為現階段臺灣族群緊張的根源，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本省人拒
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同時對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外省民眾充滿疑慮；另一方面，
外省人則是因為民主化之後成為政治權力上的少數人，感受到「本省族群對其缺乏尊重
與承認」，因而對於臺灣主體的建構心存疑懼。
因此，當我們在討論臺灣外省人在面對政治秩序轉變及身份認同扭轉過程中所產生的焦
慮與不安，必須深及其族群價值體系所面臨的挑戰、自我身份認同的詮釋以及族群的尊
嚴自覺等問題。才能瞭解在這動態發展過程中外省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的認同問題，是存在於臺灣之中不同「想像共同體」的
糾葛與對決。臺灣目前的國家認同錯亂，正是因為不同的「想像共同體」在發展一段時
間後，由於政治力的介入而引發的正面對決。其中一種「想像共同體」是被官方形塑的，
也就是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在臺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力量，
有意識和有計劃的長期形塑臺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我是中國人。
另外一種「想像共同體」則是由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出發，經由政治、
文化精英的鼓吹形塑而成的，一般而言這是移民社會發展必然會形成的結果。所謂「臺
灣認同」、「臺灣主體意識」等等其實都是由這種「想像共同體」所發展出來的論述。
目前我們國家認同的錯亂，反映的正是這兩種「想像共同體」的拉扯與對撞。
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失敗，退守臺灣，大批軍公教外省人湧入臺灣。國民黨
重新改造，開始在臺灣重新建立一個以國民黨一黨領導、領袖一人為政治中心的「黨國
威權體制」。這個體制因為世界冷戰體系的建立而獲得美國的各種援助與安全保障，臺
灣從此成為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威權體制國家與超穩定的社會。
自大陸撤退來台的外省籍人士和臺灣人之間的社會組織與不平等問題，不一定基於「大
陸人士」對於「臺灣人」的有意識的「省籍」歧視與壓迫。但是，在國民黨「黨國威權
體制」的制度性安排之下，使得統治階級幾乎都是當年自大陸來台人士組成，而一些
「臺灣人」則被迫居於劣勢、被支配的社會位置。這樣的安排造成了明顯的社會階層不
均等。在公共資源影響領域，經常呈現外省人支配臺灣人的情形。這並不等於說所有外
省人都是統治階級，因為一些受威權統治集團排斥的人士以及廣大的中低階軍士、家屬，
一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犧牲者。這樣的不對等關係，使國民黨擁有至高的權力與機會
在臺灣進行共同想像的塑造，使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逐漸擺脫日本殖民的影響，重新的
漢化、中華民國化。臺灣社會經過國民黨五十年的形塑之後，國家的想像即呈現出一些
共同符碼，在島內幾乎少有挑戰與質疑。我們可以在從下面幾個政策與制度上的安排看
出其操控的痕跡：
一、文化政策的操控：在國民黨推動提倡「大中國」的政治教化之下，臺灣歷史的特殊
性與地緣特性以及一些和臺灣文化、臺灣人有關的共同想像建構，不是不被承認，就是
遭到刻意的忽略。
二、政治權力的壟斷：由於國民黨在臺灣長期實施的動員戡亂體制，長年不改選的「萬
年國會」，以及中央政府內閣人員長期的省籍不均現象，使得外省人被其他族群認為寡
佔臺灣的政治權力優勢。
三、地方派系的培植：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推行「地方自治」過程中，國民黨積極培養親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力量與基層，並透過侷限性的地方選舉及派系所形成的政治掮客
功能，使得國民黨取得普遍性的政權合法地位。
四、經濟社會組織的安排：光復初期，臺灣大部分人口屬於農業生產者，而來台的大陸
省籍人士在身份上幾乎都屬於「軍公教」管理或者服務階層，使得彼此在日後政治權力
競爭以及財富積累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不平等的現象。而國家與政黨所掌握的一些經
濟資源與官僚位置，也常常遷就照顧第一代「外省人」，對於軍公教人員亦有特殊優渥
的退撫安排。
這種層層疊疊、設計周密的政、經制度操控造成了臺灣社會深層結構上的省籍二元性分
化現象，也提供了國民黨在臺灣建構「內部殖民情境」的制度性根源。外省族群在1990
年代後期之所以在國家認同上會發生左右為難的困境，與國民黨法統體制、國家認同意
識的強固操作及不同省籍的二元社會結構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國民黨操控下的臺灣社會，其所灌輸的大中國國家想像，其實具有多重的社會意義。
有時候可能是政治權力正當性的表徵；有時候可能會對不同族群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
進而形成某種程度的階級差異；但也可能是官方主流文化對於地方是否尊重或是歧視的
衡量指標。但是，在討論國家想像、認同問題的時候，黨國體制的操控對臺灣社會的影
響一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為臺灣的「黨國體系」，基本上是一種以黨國為核心的支
配方式。國民黨為了確保其政治權力的鞏固與延續，不僅在憲法層次上透過動員戡亂臨
時條款加以扭曲，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策略上亦經常做出差別待遇的設計與安排。
所以，一些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不平等問題，經常被歸因於不公平政治、威權官僚統治
的結果。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外省人常常被認為是臺灣的既得利益族群。普遍而言，
外省族群對這種差異亦了然於胸，並將之視為國民黨的德政。因此在政治上對國民黨自
是衷心擁護，全力支持，形成一種緊密的利益共生關係。這也是絕大部分外省民眾一碰
到關鍵選舉，非深藍候選人不可的重要原因。
 
（圖片來源：http://goo.gl/breLzz）
透過綿密的政治、教育、文化、傳播體系的安排操縱，臺灣人民的國家、民族認同有相
當長時間是符合黨國體制所設定的目標的--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行政院
陸委會自1992年起對臺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態度進行調查：當時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高達44%，
有3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而自認為是臺灣人的只有16%。可是這
種國族認同的傾向在此後的二十幾年間發生了極大轉變。到了2015年之際，國人自認為
是中國人的降到了3.5%，自認為是臺灣人的則高達6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
則佔33%。從這些調查數字可以看出，臺灣民眾在不同時期的確存在著不一樣的國族想
像，而且逐漸呈現出與中國圖騰切割、自我當家作主的趨勢。
二十幾年間，國人認同臺灣人身份的從16%劇升到60%；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則從44%下降
到了3.5%。臺灣民眾自我身分認同的轉變之所以如此急遽，其實跟國際形勢的轉變以及
臺灣民主化有相當程度的關連。在臺灣國家建構以及民主化的過程中，老一輩外省族群的
身影始終被龐大的國民黨以及大中國的陰影所籠罩。而在後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發展情勢
裡，又背負著「曾為壓迫者」以及擁有「中國想像」的他者形象。然而現今，以長江、黃
河作為認同對象的族群，在臺灣逐漸凋零。愈來愈多的臺灣人，尤其年輕世代，大多沒有
省籍意識，他們共同的認同符號就是臺灣。特別是經過五次總統大選的動員洗禮之後，關
愛自己的土地與人民就是絕大部分臺灣人民的共同認知。此次大選，國民黨情勢看來慘澹，
甚至有可能會全面潰敗，但或許這也是外省政治精英重新省視自我國族認同取向的絕佳契
機。
唐代詩人黃峭勉其子孫：「駿馬匆匆出異方，任從勝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
鄉即故鄉。」徙居臺灣已近七十載，許多人的父母也埋骨斯所，或許現在是外省族群將大
中國國家想像這副重擔卸下來的時刻了。尤其是依附在黨國旗幟下的外省政治菁英，應該
儘快地找尋到一個以現實為依歸的族群文化樣貌及政治認同位置，在即將破碎的戰場上，
讓支持民眾能夠看到再興的希望。
同時國人也要戮力還原外省族群的面貌。現在他們既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加害者，而是與
臺灣各族群有著共同情感、歷史的一個族群。因此我們必須共同反省與呈現外省族群在這
半個世紀多在臺灣所扮演的多樣貌角色及其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不管朱門內的外省權貴
或是竹籬笆內的升斗小民或是蝸居陋巷的退伍老兵，他們都是臺灣的共同歷史與記憶，唯
有將這些納入臺灣的記憶庫中，外省族群才能在臺灣找到故鄉。
此外，臺灣在現實政治中應該摒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族群主義，傾全力朝公民民族主
義方向邁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甚至於決定國家前途。在一次次的投票及公民
運動之後，臺灣有絕大的機會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公民國家。以公民政治為基礎，並由在
地生活的各族群公民互動，無論民族文化的認同為何，只要他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他就是臺灣這個國家的一員。
＊作者任教於大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來源：http://goo.gl/YrS4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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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
美國對習近平政權的新政策（文／司徒文 William A. Stanton）

 
文／汪宏倫
一、導言：共同體爭議當中的情緒問題
　　2003年4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肆虐臺灣，造成臺灣社會前所未有的震撼
與恐慌。同年5月，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努力，第七度在日內瓦鎩羽而歸，原因
不外乎是中共再次強力阻撓。這個結果，雖然已在預料之中，但在SARS疫情的推波助瀾下，
舉國上下無分朝野，都難掩憤恨或遺憾之情。尤其，中共官方代表在會中誑稱中國已善盡
照顧臺灣之責、兩岸衛生醫療交流渠道暢通、臺灣沒有資格加入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世界
衛生組織,並在會場外厲聲斥責臺灣媒體記者等等。這些言論與畫面透過媒體報導，在臺灣
觀眾看來，心中自然不是滋味。許多政治人物、學者專家、以及媒體輿論，紛紛對這件事
情發表看法。立場較為極端的，嚴詞譴責中共的蠻橫打壓；立場較為溫和的，也對中共阻
撓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做法感到無奈不解，無法苟同。

　　臺灣加入WHO的努力再度受挫之後，陳水扁總統即公開發表談話，表示要用公民投票
的方式來加入WHO。對於這個決策背後的思維， 當時的總統府 秘書長邱義仁說是因為
「我們火大了」，所以「要用最平和、民主的方式，讓中共感覺臺灣的意志」。SARS影響
臺灣社會甚鉅，然而臺灣加入WHO不但再度受阻，甚且遭到中共官員的謊言虛飾與蠻橫對
待，許多人自然覺得嚥不下這口氣。邱義仁對媒體公開表示「老共太可惡了」、「我們火
大了」，可說相當傳神地反映了決策者的心理狀態。官方立場尚且難以克制情緒，民間的
情緒性反應自不在話下。有些立場鮮明的報紙，連「萬惡共匪」、「野獸國家」這樣的字
眼都出籠了。從這些反應與措辭，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一股溢於言表的共同情緒，差堪可
用「憤怒」、「不滿」乃至「仇恨」來形容；然而，「憤怒」、「不滿」與「仇恨」，僅
是這些情緒的表象；潛藏在背後的，更是接近一種尼采所描繪的「怨恨」(ressentiment)
的心理狀態。
　　臺灣的國族╱族群政治當中，充滿了複雜糾葛的情緒問題，過去也曾有論者借用尼采
的「怨恨」(或譯「妒恨」)概念，嘗試加以剖析。無論是指責他人或自我反省，這些文章
都明確指出：臺灣的「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在歷史上的不同時空當中，或多或少
都懷有「妒恨」的心理情緒。這種彼此妒恨的心理，一方面強化了(狹隘的)族群民族主義
的興起，一方面加深了族群之間的猜疑與不信任，因此也有礙於自由民主政治的發展，乃
至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然而，正如筆者過去曾經指出，
臺灣的國族問題，尤其在1990年代之後，有很大的一部分，並非(或並不止於)存在國內場
域的族群政治當中，而更必須放在國際╱全球的脈絡下來看。如果臺灣的國族政治當中，
有顯著的情緒（乃至「妒恨」）問題需要處理，那麼，這個問題也必須放在全球╱國際的
脈絡中來看，才會顯得更加清楚。
　　過去一般討論「怨恨」，多祖述尼采的《道德系譜學》，但事實上，真正對「怨恨」
進行系統性的現象學與社會學剖析的，首推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今人
多識尼采而不識舍勒，毋寧是一大缺憾。本文的主要論點，主要得自舍勒〈道德建構中的
怨恨〉一文的啟發。以下將以舍勒的理論為基礎，考察臺灣在全球與國際的脈絡的怨恨心
態如何形成，而其後果又是展現在哪些具體事例上。在取材上，本文將從大眾媒體當中所
呈現的國族論述，來分析瀰漫在臺灣社會當中的怨恨心態。這裡所稱的「國族論述」，指
的不單是對政治上的「統」、「獨」立場的表述，也不限於有關認同的爭辯，而是泛指所
有與「共同體的想像」有關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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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怨恨的現象學與社會學分析
　　在其名著《道德系譜學》當中，尼采指出「怨恨」是奴才對主子的羨妒與憤恨，反映
的是「獸群」的本能。對於弱者來說，順服、憐憫、謙卑，是他們生存必要的德行，但是
他們並不願承認自己是懦弱無能的，反而將這些德行加以美化、絕對化，將之視為普遍的
道德標準。尼采認為，基督教的道德強調「溫順」與「博愛」，基本上是一種價值的翻轉，
是弱者出於怨恨心態而用「奴隸的德行」來取代「主人的德行」，以弱者的哲學來顛覆強
者的哲學。這樣的道德卻成為主導歐洲社會的主要力量，在尼采看來，正是西方文明傾頹
的表徵。
　　舍勒承續尼采這個知名的論題，但是作了相當程度的修正與批判。舍勒同意尼采的是，
當今我們所處的世界，的確是一個價值體系被翻轉過來(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的世界，
而這個價值的翻轉或位移，的確是基於怨恨心態而產生。和尼采不同的是，舍勒對怨恨作
了一番更為深入的現象學與社會學分析，而他對現代社會價值顛覆的起源，和尼采也有不
同的看法。
　　首先，舍勒在其德文原著當中，踵尼采之後，保留了「怨恨」的法文“ressentiment”，
原因在於他認為德文當中，找不到可以相對應的字眼來翻譯。舍勒認為，法文“ressentiment”
包含了兩個意思，是德文現有詞彙無法兼容並蓄的：第一，“ressentiment”指的是對他人
產生情緒性反感的一種反覆體驗與咀嚼。這種情緒的反覆咀嚼，深化到個人的人格核心當
中，但卻同時從行動與表達的範圍當中移除；換句話說，這種情緒，類似於一種「下意
識」(sub-consciousness)，行動者本身未必意識到這種情緒的存在，但情緒本身則是在
內心當中被一再反覆經驗咀嚼。其二，這種情緒本身是負面的，含有敵意的動能。它是一
種隱忍未發的憤怒，獨立於自我活動之外，最終以恨意或仇敵情緒一再湧現。「怨恨」本
身並不蘊含特定的敵意，但是它卻足以滋養一切可能的敵意。怨恨本身算不上是一種情緒，
而是一種足以產生恨意與敵意等種種情緒的心態。
　　怨恨雖不是一種情緒，卻是導因於某種情緒性的負面反應，因此必然牽涉到反應的對
象，不過此一對象並不限於單一或特定的人或事。舍勒本著現象學的方法將「怨恨」予以
還原，藉此區分怨恨與和其他情緒或情感的不同。「怨恨」與一般常見的「惱怒」、「憤
怒」不同，一個人如果被激怒，可能會在當下以言語或肢體做出反應，甚至加以回擊。但
是，怨恨的人卻非如此。這牽涉到怨恨的兩個組成要素，即「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
在怨恨者心中，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是相結合的；一個人如果有能力反擊，在當下「以牙
還牙、以眼還眼」，就沒有必要怨恨。只有在缺乏反擊能力，而必須隱忍或延遲心中的報
復衝動時(「來日方長」、「走著瞧吧」、「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怨恨才會產生。
　　另一組與怨恨相關的情緒是「嫉妒」與「競爭慾望」(狂熱、渴求)。前面提過，怨恨是
一種對外在環境或刺激的反應，這些刺激，有的是遭受來自他人的攻擊或侮辱，有些則是來
自對他人所有之物的覬覦或比較：「他的東西原本應該是屬於我的」、「我也應該擁有與他
相同的東西(財富、地位、名聲、權力等)」。由於「比較心」而產生嫉妒渴求，卻無法在現
實當中達成願望，「怨恨」的心理也會油然而生。
　　因此，舍勒指出：「報仇心切的人將自己的感情訴諸行動，進行報復；懷恨的人傷害對
手，或至少向對手說明『自己的看法』，或只在其他人面前厲聲責罵他；嫉妒者見財眼紅，
拼命想要通過勞動、交換、犯罪或強力把財富弄到手；這些人都不會陷入怨恨。」舍勒這句
話只說了一半，另外一半的條件沒有完全說出來：報復者或嫉妒者，必須讓「報復衝動」或
「嫉妒欲求」獲得滿足(例如，對手已經遭到應得的報應、或是羨妒的財富、名聲、權位已經
到手)，否則，「怨恨」還是有可能在報復者或嫉妒者的心中萌芽滋生。
　　界定了怨恨之後，舍勒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命題：「當某一群體的政治、憲政或傳
統所賦予的地位，與此一群體的實際權力關係之間的落差越大，怨恨的心理爆炸威力就會越
大。」因此，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中，怨恨發生的可能性較小；相反地，在一個社會
流動性高、人人都有「權利」與別人相比、但事實上卻又不能相提並論的時候，這樣的社會
結構，必然會聚積強烈的怨恨。簡單地說，怨恨的社會學條件可歸為兩個因素，一是個體或
群體之間在「理論（理想）上」的「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一是兩者在「實際上」的
不平等，亦即理想與現實之間存有難以彌補的落差。
　　上述的社會學條件，只能說是滋生怨恨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舍勒指出，不同的
人對於這樣的社會情境，會有不同的反應。在此，有必要進一步討論舍勒的價值哲學或「存
有倫理學」。簡要地說，舍勒認為世界上存在一客觀的實質倫理體系（有別於康德的「形式主
義倫理」)。對舍勒來說，人的存在，其實是建立在一套「價值比較」的意識之上。「高貴
者」(the noble)對於其自我價值具有一種質樸、未加思索的含混意識，他能夠完滿地肯定自
己，因此無時無刻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反之，「庸俗者」(the common)必須不斷地藉助
「價值攀比」，藉由不斷比較的過程，才能衡量自己，知道自己（在存有的價值體系當中）
的位置是「高」還是「低」。在這些必須不斷進行「價值攀比」的「庸俗者」當中，依其
精力的強弱，又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那些精力強盛的，可稱為「汲汲營營者」(arriviste)，
他千方百計追求權力、名聲、財富、榮譽等，目的並不是肯定這些事物本身的內在價值，而
只是為了要證明自己「高人一等」，藉此來肯定自己。至於那些精力羸弱、無法證明自己
「高人一等」的人，就很容易成了怨恨者。
　　舍勒較尼采尤進一步，將怨恨何以能夠產生「價值位移」或價值顛覆，作了更清楚的解
說。處在怨恨心態當中的人，是沒有辦法形成真實或正確的價值判斷的。「怨恨」和「無能」
總是連結在一起；怨恨者無法像「汲汲營營者」那樣精力充沛，透過不斷向上攀比來肯定自
己；他只能透過錯覺或假象來肯定自身的價值。這時候，舍勒所稱的「價值位移」(value shifts)
或「價值顛覆」(transvaluation)就容易發生。
　　舍勒引用了伊索寓言當中著名的「酸葡萄」心理，來說明怨恨所產生的價值位移與顛覆。
狐狸因為跳得不夠高(無能)，吃不到樹上的葡萄，所以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來自我安慰。
因為渴求不得，所以貶抑所欲之物的價值，這是一種怨恨心態的反映。但是，如果只是貶抑
可欲之物的價值，還算不上價值的偽造或顛覆，僅能說是價值的一種位移。狐狸僅是說葡萄
是酸的，但並未說甜的是不好的。但是，在價值偽造或價值顛覆的情況中，酸與甜的價值被
顛倒了：酸被認為是好的、可欲的，甜被認為是不好的、不可欲的。換言之，世界的「價值
圖表」，被頭下腳上一般地反轉過來了。在中文世界當中，一個差堪比擬的例子是魯迅筆下
的知名人物──阿Q。阿Q打不過嘲笑他癩痢頭的閒人，先是說「總算被兒子打了」，後來說
「人打蟲豸」，到最後索性以「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來獲得滿足。他在現實世界中一
再挫敗、一再發怒，但是在一怒、再怒、三怒之下，透過價值的顛覆，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
他的。
　　無論是價值位移或價值顛覆，怨恨者並不是刻意在撒謊。當阿Q說「兒子打老子」、或
是狐狸因為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時候，他們是「真心誠意」地這麼想著的。由於具有這種
價值顛覆或「偽造價值圖式」的作用，怨恨可說是一種具有明確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
害(self-poisoning)，可以存在於個人心理，也可以存在於集體、社會、乃至一個文化當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怨恨不是或不只是一種情緒的反應而已，它不會隨著單一特定誘因的消失
而消失，而是長期累積形成的一種生存心態，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的共在關係。
　　舍勒對怨恨心態的分析，雖然承襲自尼采的知名論題，但和尼采大相逕庭的是，舍勒認
為現代社會的價值翻轉並非來自基督教，而是來自中產階級；也因此，舍勒認為現代西方社
會當中的價值翻轉，並非起源於基督教誕生與支配的前現代時期，而是起源於現代。舍勒更
進一步，認為整個現代社會的問題癥結，乃在於中產階級的怨恨本身。舍勒將現代性的癥結
歸諸中產階級的怨恨，主要得自上述關於怨恨的社會學命題。從這個命題出發，舍勒指出，
尼采把現代社會的價值翻轉，歸因於猶太人的怨恨與基督宗教的道德，完全是把歷史搞錯了。
事實是：現代社會產生了一群具有實際資產的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的活力與權力，與法
律、政治等權利並不相稱，因而埋下怨恨的種子。從十三世紀起，市民道德開始逐漸取代基
督教道德，而在法國大革命中臻於頂峰。從此之後，怨恨成為一個重要的決定要素，逐步改
變現有的道德秩序。
　　現代社會當中，因怨恨而導致的價值自我位移，舍勒點名批判的有幾項：普世的人道之
愛(humanitarian love)或博愛(benevolence)，自我勞動與贏利的價值，價值的主體
化(subjectivization of values)，以及將效用價值提升到生命價值之
上(elevation of the values of utility above the value of life)。舍勒將現代社會──或現
代性──的種種問題，以現象學的方法如剝洋蔥一般地層層剝開，發現位於問題最核心的，
是一個「怨恨心態」的問題。有關舍勒對現代性的批判，此處限於篇幅，無法深入盡述。我
們將在下一節討論臺灣的怨恨心態時，擇其相關者簡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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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的國族困境與集體怨恨
　　在闡釋舍勒對怨恨的現象學與社會學分析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臺灣的處境。在本
文一開始所舉的例子當中，臺灣在SARS流行期間，幾乎得不到WHO的直接奧援，申請成為
WHO觀察員身分的努力，又再度被打了回票，並未受到合理的待遇與考慮。媒體輿論的反應
當中，「憤怒」與「不滿」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仔細考察，將會發現，
潛藏在顯而易見的「憤怒」與「不滿」之下，隱含著一種更深邃複雜的心態，其實正是舍勒
所稱的「怨恨」。
　　從社會學條件來說，產生「怨恨」的兩種結構性條件，在臺灣都充分具備。一方面，怨
恨的主體與被妒羨的客體之間，必須存在著「可比較性」，換言之，被妒羨的客體所佔有的
位置，對怨恨的主體來說是有可能達致、或是「應該屬於自己」的。如前所述，如果這兩者
之間的差距大到被認為無法彌補，那麼「怨恨」便不容易產生。對臺灣來說，被妒羨的客體
也許是中國，也許是不特定的對象，但總而言之，是一個可以在國際上被承認、與其他人平
起平坐的民族國家的地位。這個地位，對臺灣來說，非但不是距離遙遠，而是「近在咫尺」
而已──儘管這個「咫尺」似乎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主政的中華
民國政府，都不斷對內、對外宣稱自己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具有任何國家所需的實質要
件，所欠缺的只是制度性的支持與承認而已。我們更不用說，1971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在
國際上被廣為承認，而且具有聯合國的代表席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主權(民族)國家」。
因此，臺灣目前所處的情境，其實很大程度滿足了「怨恨」的第一個社會學條件，也就是理
論或理想上的「可比較性」。
　　與第一個社會學條件相關的，是臺灣在國際經濟或世界體系當中的「向上流動」，從
「邊陲」晉升到「半邊陲」的地位。早年臺灣社會的對外關係相對封閉，對國際地位與處境
的感受能力較為遲鈍，但是自從1980年代之後，臺灣的經濟實力大為提升，「經濟奇蹟」
成為足以傲人的成就，臺灣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提高，想要與世界各國平起平坐的「可比較
性」也因此大幅提昇。在1980年代以《野火集》而聲名大噪的作家龍應台，近乎氣急敗壞地
把臺灣描述成「經濟大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在一篇寫成於1980年代末期的文章中，龍應台提到持臺灣護照在國外旅行，如何受盡各
種屈辱，有如此描述：
　　十年來都是這樣受氣受辱的旅行，我持著西德護照的伴侶卻像個優等種族，大部分的國家
都對他敞著大門，歡迎他進進出出。持臺灣護照的我就像個挨門求乞的浪子，看盡門後的冷臉。
十年前，我以為這是世態炎涼，小國就要受人欺負嘛，也是莫可奈何……
　　上面這段話，很清楚地反映了舍勒說的「可比較性」──西德是「大國」，臺灣是「小國」，
既然大小懸殊，「可比較性」太低，那就只好認命了，也無所謂怨恨可言。但是十年之後，這
位曾經大聲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暢銷作家，一旦「體認」到臺灣其實是個
「大國」的時候，她的氣就不打一處上來了：
　　誰說臺灣是個「小」國家？論人口，瑞士只有臺灣的三分之一；論土地，臺灣和荷蘭、瑞士
差不多大；論財富，我們比中西歐固然差得滿遠，但是比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要富有得多。臺
灣其實是個相當「大」的國家。可是為什麼我的護照是個令人忽視、不受歡迎的記號？
　　因為體認到臺灣是個「大國」，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卑躬屈膝、處處看人臉色。臺灣雖然
不能躋身強國之林，但至少應該要跟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不能總是被當成三等公民來對待。
可是，問題來了：實現這個可能性的機會有多大？在此，我們面對了產生怨恨的第二個社會學條
件：現實當中難以跨越的不平等。
　　怨恨的第二個條件，在於實際存在的不平等，而這樣的不平等，雖然不被認為是本質的
（因此並非不可克服的），但是在現實當中，弭平這種不平等的實際機會，卻是微乎其微、難以
獲致。這個條件，在臺灣所處的國際情勢當中，也獲得相當大程度的滿足。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臺灣在所有涉及國家主權的場合──從聯合國到世界衛生組織──可說被全面封殺。筆者過去指
出，臺灣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國際制度體系之外，處於「不倫不類」的中界狀態，這種妾身未明的
國際地位，導致「國際孤兒」與「從世界地圖消失」的焦慮，正是滋生怨恨的溫床。
　　「不平等」背後，隱含著「理想╱理念」和「現實」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在臺灣，還表
現在另外一個面向，那就是「名稱」的問題。臺灣過去一向以「自由中國」自居，國民政府的教
化體制，也使得中國的認同，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撐。然而，時至今日，「中國」作為一個意
符(signifier)，其意指(signified)已被對岸所先佔(preempted)，而「臺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
指稱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種種阻撓，使得臺灣的政府與人民，僅
僅是為了「如何指稱自己」這件事，就得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在現實主義當道的國際
政治中，臺灣備受排擠漠視，固不待言，即使在非政府國際組織，或是許多非關政治的場合（例
如美展、選美、奧運會、電玩比賽、網路世界、學術會議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中華民
國」或「臺灣」的名號，總是一再被打壓，不是不能出現，就是被賦予各種各樣的扭曲變形（例
如「中華台北」或「臺灣，中國」）。即使當事人總是費盡氣力據理力爭，但終究失敗的多、成
功的少。大部分的時候，只能無奈地發表「嚴正的聲明或抗議」，除此之外，幾乎可說無計可施。
偶有「偷渡成功」的例子，媒體便會大肆渲染報導，彷彿討到了什麼便宜一般，喜不自勝。一旦
中華民國國旗或國號出現在國外的重要場合，乃至於布希總統一時口誤，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誤稱
為中華民國，都會被臺灣的媒體拿來當做新聞，沾沾自喜，大作文章，頗有阿Q式「精神勝利法」
的味道。
　　在這樣的國際脈絡與社會土壤中，怨恨的產生，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而根據舍勒的理論，長
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下，人們的道德感與價值判斷，必然也將受到影響。舍勒考察歐洲歷史，發
現怨恨在關涉到價值體系的道德建構的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地，如果我們考察中
國與臺灣的歷史，「怨恨」在形塑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也扮演了十分活躍的角色。從「亞細亞的
孤兒」到「臺灣人的悲情」或李登輝所謂「場所的悲哀」，這方面的論述與分析，我們已經看了
太多，此處無須贅述。臺灣內部族群之間所存在著報復衝動，固不待言；至於臺灣在對外處境上，
是否存在著報復衝動，則值得細加考察。
　　從客觀現實來看，臺灣在國際社會當中的處境，其實為怨恨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溫床。而中共
不留情面的長期打壓，猶如源源不絕地在這個溫床上施肥，使得怨恨的種子，得以發芽茁壯。而
怨恨，我們從過去的歷史當中得知，經常是國族主義的觸媒或助燃劑。這是為什麼每到大型選舉，
常有論者嘲諷中共是台獨或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中共並未直接助長台獨，但是藉由加深怨恨，
它使得台獨的訴求更容易獲得共鳴。
　　總的來說，臺灣對中國的報復衝動，由於政治與軍事實力的懸殊差距，在現實當中無法獲得
實現的可能，反倒加深了鬱積怨恨能量的可能性。而這些無法發洩的報復衝動，從某些立場鮮明
的媒體上面充斥的「仇中」、「反中」、甚至是將中國「妖魔化」等論述，看得十分明顯。這些
反中論述，多得不勝枚舉，幾乎可說每天在一些本土化色彩濃厚的媒體上出現，此處無須舉隅闡
述。不過，如果我們以為怨恨心態所隱含的報復衝動，只出現在少部分的「基本教義派」，恐怕
是個錯誤的看法。事實上，臺灣社會當中普遍存在的報復衝動，不是僅限於一小群人，也不是只
有在所謂「獨派」媒體才看得到；而所欲報復的對象，不是只有（或不必然是）中國，而是整體
來說對臺灣並不十分友善的國際環境。僅以SARS事件為例，臺灣在SARS疫情爆發、且再度被拒
於WHO之前，怨怒之氣，就已經明顯可見。SARS事件初始，WHO漠視臺灣的疫情通報，而泰國、
新加坡 等國又將臺灣列入「中國疫區」，《聯合晚報》當時便以「拒絕歧視」為題，發表評論。
由於原文不長，而且字裡行間的怨恨心態與報復衝動呼之欲出，因此全文照引如下：
　　SARS肆虐，突出了臺灣受到國際歧視的現實。WHO不理會臺灣的通報，形同在全球防疫網
上獨漏臺灣；而泰國、新加坡 把臺灣列入「中國疫區」，要求臺灣旅客戴上口罩，更是擺明了
異樣的政治對待。檢疫防疫最需要專業，但臺灣面對的卻是最不專業的泛政治化，是因政治因素
而備受歧視。得不到WHO的支援與協助，臺灣的防疫工作必須單獨作戰。但這畢竟是長期壓制下
的無奈，只要臺灣仍無法獲得多數國家支持，就根本沒有籌碼對抗這類國際組織的差別對待。然
而，泰、星兩國平時與臺灣交往互動頻繁，縱使沒有邦交，卻也沒有在危難之際落井下石的重大
理由。或許是臺灣太習慣委曲求全，造成「軟土深掘」效應，換來如此不堪的歧視。但臺灣果真
沒有籌碼抗拒鄰國這樣羞辱嗎？
　　觀光旅遊的消費，是為該國家地區帶來外匯收入，去花錢幫忙創造財富，竟然還被視為劣等
國家的遊客，是可忍孰不可忍？難道臺灣民眾不能抵制到泰、星觀光旅遊嗎？這也許根本無關國
際政治或國家尊嚴，而是涉及國民的人格自尊。有尊嚴的國民，至少可以主動拒絕這種歧視，自
發性抵制到泰、星旅遊吧！
　　至於政府，每年多少泰勞引進臺灣，每年代訓多少星國官兵，怎可只是無奈地讓人欺凌？當
外交部解釋後要求回應時，看看這些國家不在乎的態度，政府當局就這樣軟弱嗎？還是要等到哪
天他們命令臺灣遊客要戴「面罩」才正式抗議？
　　臺灣國際處境艱難眾所皆知，有些困難確實暫時無可奈何，有些無理歧視則不可無奈，有尊
嚴的國民必要認清其間的差異。
　　此外，在WHO處理臺灣SARS疫情的態度上面，臺灣的主流媒體對於國際社會的反應，也有
絲毫不加遮掩的露骨怨言。此處再引一則《中國時報》的言論為例：
　　臺灣人民要分辨敵、友，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夠了：究竟是誰不讓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
誰又曾支持或同情過臺灣？
　　由於全球性的擴散跡象，使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爆發，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也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對臺灣通報的視而不見，讓我們長期被阻絕於世衛組織門外的問題，再度受到
重視和矚目。
　　說來諷刺，臺灣申請加入世衛組織打拚了多少年，有嘴講到沒沫，一直未能獲得這個國際組
織的正視。即使世衛標榜疾病無國界，宣稱人道關懷至上，臺灣卻始終連個觀察員的資格都沒有，
二千三百萬人的健康問題，竟然比不上巴解組織、馬爾他騎士團等非國家實體的世衛成員。
　　如果不是疫情的引爆，外界恐怕也不會清楚世衛組織的「恐共症候群」已經到了嚴重、急性
的地步。行政院長游錫堃在立法院回答，臺灣無法加入世衛的問題在於中共的壓力，只是陳述現
狀；而《亞洲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直指中共阻止臺灣加入世衛，也妨礙了對病毒的調查，更是
正義之聲。
　　進一步地說，去年在臺灣申請加入世衛的議題上，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日本官房長官福田
康夫都分別代表其政府公開力挺臺灣。反觀法、德等現在自詡發出「正義之聲」的「舊歐洲」，
對於中共蠻橫的阻撓，卻緘默無聲。
　　臺灣進不了WHO，危及二千三百萬人的健康，也導致全球防疫網出現缺口。看看這個擺在
眼前的不爭事實，誰才是與我們並肩站在一起的盟友呢？
　　中時與聯合報系，經常被人貼上「統派」標籤，政治立場鮮明。筆者不厭其煩地大量引述
上面文字，用意在於說明：這種揉雜著報復衝動與無能意識的怨恨心態，不是只見於所謂的
「獨派」或「基本教義派」，也不是僅只針對「中國」而已。怨恨心態，普遍見於不同黨派、
不同立場、不同族群背景的個人與集體當中。儘管這些人對臺灣前途的願景可能南轅北轍、乃
至相互扞格，但是，他們所共享的是一種怨恨與無奈的心態。因為無論願景如何，這些願景都
難以在現實中實現，反而只有不斷的屈辱與挫折。換言之，無論什麼樣的黨派、立場與族群背
景，這些人共享的是一種處在臺灣社會當中均能感受得到的「無能意識」──不必然是覺得自
己無能，而是意識到自己缺乏在現實當中給予對手反擊的能力。從加入聯合國到加入WHO，
乃至許多非政府組織被迫改名、排除會籍的案例，從九二一賑災到SARS防疫，臺灣在國際上所
經歷的是一連串共同的挫折與屈辱。
　　除了無法實現的報復衝動之外，和怨恨心態息息相關的，是「妒羨」及其所導致的「競爭
慾望」。臺灣社會集體的嫉妒與競爭慾望，也表現在對中國的態度上。自1990年代以來，無論
在政治、軍事乃至經濟上，中國都儼然有「明日之星」乃至「未來霸主」的態勢，不但引起美、
日等強權的密切注意，更加深了臺灣社會的焦慮。臺灣過去還可以經濟成就傲人，現在中國急
起直追，臺灣的競爭優勢不再。在很多人眼中，上海已經把台北給比下去了。幾年前方興未艾
的「上海熱」，背後正揉雜著「嫉妒」與「競爭慾望」的複雜心態。無論作為「報復對象」或
「競爭對手」，中國近年的崛起，在在都足以激發臺灣的怨恨心態。
　　回到關於怨恨的重要社會學命題：「當某一群體的政治、憲政或傳統所賦予的地位，與此
一群體的實際權力關係之間的落差越大，怨恨的心理爆炸威力就會越大。」臺灣近年來的國族
需求，乃至中國在1990年代興起的新一波民族主義，都可由此加以解釋。臺灣自1970年代末
期以來，便一向以「經濟奇蹟」自傲自豪，但臺灣在國際社會所得到的待遇，卻極度不相稱，
甚至被稱為是「富裕的賤民」。舍勒在論證中指出，猶太人因為自認為「上帝的選民」，而具
有強烈的優越感，但是在歷史上與社會上，卻又遭到種種不同的鄙夷與歧視。因此，在猶太人
的內心深處積聚著一種強烈的怨恨心態，長期累積下來的心理能量，便轉化為一種旺盛的贏利
欲；而這種超乎常人的贏利欲，正是對得不到民族自我評價感與社會平等承認的一種過度補償。
舍勒的說法，很顯然是要與當時宋巴特與韋伯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相互對話。舍勒認為，
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其實還是與怨恨心態所累積的心理動能有關。如果把臺灣放在這個
觀點下來理解，其實亦不無啟發。臺灣過去一向引為自豪的外匯存底乃至經濟奇蹟，背後固然
有其複雜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因素，但是，如果單單從旺盛的「贏利欲」這件事情來看，活躍於
中國大陸的臺灣資本家，與提著一只手提箱便可以在全球各個角落從事貿易的臺灣商人，又何
嘗不像十九世紀歐洲的猶太商人？許信良曾信心滿滿地將臺灣人視為是二十世紀末期崛起於世
界舞台的「新興民族」，或多或少也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臺灣社會瀰漫的怨恨心態，所造成的價值位移或顛覆，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察。首先是對
自我的盲目肯定。近年來，臺灣人非常熱中於創造各種「世界記錄」與「臺灣第一」，從全世
界最大的木屐、最大的風箏、最長的積木接龍，到全球第一部布袋戲電影、世界最高的商業大
樓等，不一而足。這種心態，比較接近舍勒所謂的「汲汲營營者」。臺灣社會盲目地、一窩蜂
地追求各種「世界第一」的紀錄，不在於這些記錄本身（最大的木屐、最長的米粉、最高的大
樓、最多人一起打太極拳等）具有什麼內在的價值，而在於透過「超越他人、成為第一」的虛
榮，來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和「汲汲營營者」平行存在的，是怨恨者的價值位移。怨恨者一方面要否定對方既有的，
另一方面要肯定自己現有的。這表現在執政者的中國政策與媒體的中國焦慮(敵意)上。在SARS
流行期間，衛生官員說臺灣的匪諜比SARS還多，部分媒體把SARS稱為「中國肺炎」，將中國
描繪為輸出SARS的落後專制國家，藉此把中國妖魔化、污名化。相對於有些媒體「唱衰臺灣」，
有些媒體則是盡可能「唱衰中國」。但是，仇視對方、醜化對方，都只是怨恨的表面化。影響
更為重大深遠的，是怨恨在心中悄悄產生的價值扭曲與位移。部分台獨論者因為出於對中國的
怨恨，而對「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更加執著。不少文化菁英，對於此一現象感到憂心忡忡，
乃至撰文抨擊。2003年6月至7月間，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在《中國時報》人間副
刊發表了〈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以及〈五十年來家國──我看臺灣的「文化精神分
裂症」〉等一系列文章，在臺灣的知識文化界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同時也在網路世界當中引
發熱烈的討論。龍應台生動的文筆與具有感染力的文字，固然將「去中國化」背後的價值扭曲
刻畫無遺，但是她本人在字裡行間顯露出的怨恨心態，恐怕也不遑多讓。從《野火集》一路走
來，這位長年旅居海外的作家，時時刻刻不忘追尋揉雜著「臺灣」與「中國」的尊嚴與驕傲，
要讓臺灣成為「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她以咄咄逼人、近乎訓斥的口吻，厲聲呼籲：「中國
文化是臺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其痛心疾首之情，
可謂躍然紙上。這樣操切的心態與殷殷期許，要「搶奪」中國文化來增加臺灣在「國際競爭」上
的實力，說穿了，和想要透過「本土化」與「去中國化」來確立臺灣主體意識的人相比，其實
不過是一體之兩面。當然，許多民族都喜歡強調自己的文化高貴與尊嚴，臺灣人民有此心態，
並不特別例外。但是，證諸民族主義的發展歷史，那些特別喜歡強調自己民族文化的優秀與尊
嚴的，大體上與知識分子或文化菁英在面對國際競爭對手時所產生的怨恨心態有關——這在中
國如此，在西方歐美國家也不例外。筆者過去曾經指出，臺灣社會越是全球化，對國族的渴求
越是強烈。面對漫天蓋地而來的全球化浪潮，無論是民族國家、少數族裔、在地社會等不同的
組織或群體，都曾有過不同的反應，也曾引發各種爭議與抗爭。但是，臺灣在面對全球化時，
卻有一種別處難得見到的無所適從、不知所終的焦慮與惶恐。訴諸國族來解決問題，表面上看
似可行，其實質效果卻無異飲鴆止渴。
　　怨恨心態的普遍瀰漫，對於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或共同體意識、打造一個不受扭曲的
公共領域，也產生了極大的阻礙。臺灣社會存在的怨恨不只對外，也同時對內；而這兩種層次
的怨恨──對國際體制與中共霸權的怨恨，以及國內族群黨派之間的怨恨──彼此是相互增強
的。當世界衛生大會(WHA)第七度將臺灣入會案排除在議程之外後，陳水扁總統馬上表示，我
們要舉辦公民投票來加入WHO。這個宣示，根據總統府 秘書長邱義仁的詮釋，是因為「我們
火大了」，火大卻又無能逆轉頹勢，只好採取一個富含挑釁意味的公民投票策略，這是一個因
為怨恨所產生的價值位移後的決策。這個宣示非但未能引發內部的一致共鳴，反而引發國內反
對黨立委與部分媒體的批評與冷嘲熱諷，除了朝野政治人物之間的口水戰外，一般所謂「親中
媒體」與「反中媒體」之間，同樣也是互相攻訐撻伐。這些事情彼此相加相乘的結果，是使得
臺灣更加成為一個充滿怨恨的社會。政黨與政黨、群體與群體、人與人之間，都因為彼此怨恨
而充滿了不信任。現代社會的組成運作，正由於人們彼此間缺乏「社群」所具有的熟悉度與信
任感，所以設計了許多制度來增加彼此的信任；在臺灣，由於許多基本社會制度（包括命名法
則、分類體系、規範體系等）不能運作或彼此衝突，使得不信任感無法降低，反而使得猜忌與
怨恨更為加深加劇。
　　臺灣社會普遍瀰漫的集體怨恨與交相怨恨，造成價值體系一再地位移顛覆，最後形成價值
的迷亂狀態(anomie)。如同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如果「臺灣民族論者」的「妖魔化中國」與
「去中國化」論調，是一種怨恨心態所導致的價值位移的結果，那麼，像龍應台那種氣急敗壞、
咄咄逼人的反應，要「搶奪中國文化來增加臺灣的國際競爭力」的主張，其實未嘗不是另一種
偏頗扭曲的價值位移。不同的族群、黨派、身分團體不斷地價值位移、彼此衝撞的結果，是使
得舍勒所說的「偽造的價值圖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紛然雜陳，而他所批評的倫理相對主義，
在當前的臺灣正大行其道。政治人物與傳播媒體的媚俗取巧、不辨是非，此處固不待言；即使
是在知識文化界，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個社會越來越少見有人能夠公開宣稱「惡紫之奪朱」，
而是沆瀣一氣、玉石不分地歌頌雜色混種、眾聲喧嘩。流行於主流媒體與部分知識分子當中的
犬儒主義，則是讓怨恨導致的價值位移，產生進一步的癱瘓效果。前述龍應台的系列文章中，
有如此的陳述：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2003年6月13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
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臺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
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
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
　　根據這段文字的描寫，這兩百多封來信的確反映了某種集體心理狀態。正如龍應台所描述：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
問題：臺灣，我們的臺灣，怎麼會變成這樣？」龍應台的系列文章發表之後，不但在網路引發
熱烈討論，媒體報端也陸陸續續有人撰文回應。許多人並不贊同龍應台的悲觀論調，也有不少
人明確指出龍文當中的錯亂謬誤之處。本文無意加入「回應龍應台」的行列，僅是要藉此「事
件」──如果這些讀者來信與見諸網路與媒體的討論，也算得上一個小小的「事件」的話──
來點出一個事實：僅僅是這些熱烈的回應本身，就已經反映了臺灣社會內部存在的迷亂與焦慮。
本文所要嘗試論證的是，這些迷亂與焦慮，來自一迭連串、彼此碰撞卻不知伊於胡底的價值位
移，而這些價值位移的產生，恐怕還是與長久以來瀰漫臺灣社會的怨恨心態脫離不了干係。
--
四、代結語： 如何化解怨恨？
　　本文從舍勒的現象學與社會學理論出發，針對臺灣目前面臨的情境，考察了「怨恨」的成
因與後果。舍勒對怨恨的分析，對當代臺灣具有深刻的惕勵警醒作用。從歷史脈絡及外部環境
來看，臺灣社會其實是個十分容易滋生怨恨的溫床，而怨恨心態，事實上也普遍存在於這個社
會的不同個人與群體當中。對外的怨恨與對內的怨恨，經常混淆不清，甚至彼此強化；而其結
果，則是導致整體社會的迷亂與價值位移。
　　無論是尼采或舍勒的怨恨理論，背後都預設了一套價值體系，因此才有可能來談論價值的
翻轉或位移。對尼采來說，這一套價值體系，是權力意志所支撐的超人哲學，是強者與主人的
德行。對舍勒來說，存有一套客觀且永恆不變的價值倫理體系，這個倫理體系符應於巴斯
卡(Blaise Pascal)所稱的「心的秩序」(ordre du coeur)與「心的邏輯」(logique du coeur)，
具有明確的價值等級秩序，就如數學真理一般客觀而可被理解。無論尼采或舍勒都認為，植基
於「怨恨心態」的現代社會或現代性，其實都是當今西方文明的問題叢結所在，必須加以矯正。
本文雖不必然附和尼采或舍勒所提倡的價值體系，但當今許多人都會同意，現代性充滿了種種
的問題與危機，需要解決。臺灣處在「不倫不類」的中界狀態中，也許正好是一個衝決網羅的
機會，可以超脫民族國家的思考模式，從而顛覆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
　　的確，如果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是中產階級的怨恨心態所導致的價值位移與價值顛覆之後
的產物，那麼，臺灣要努力去迎合這套已經被顛倒了的「偽造價值體系」，可說是苦海無邊，
自尋煩惱。筆者過去也曾借用國際關係學者的觀點，指出當今國際社會當中的主權原則，其實
不過是一種「組織化的偽善」(organized hypocrisy)。臺灣一直想要加入的「主權國家俱樂
部」——聯合國，說穿了，不過是全世界最大的偽善組織。WHO作為一個附屬於聯合國的國際
組織，當然也不會例外。臺灣屢次向聯合國與WHO叩關，總是以「情理」或「道德」為主要訴
求，強調臺灣在事實上是主權獨立國家、人民權益不容忽視云云；而屢戰屢敗之後，則一再怨
怪國際社會現實無情，屈服於中共壓力之下，不肯為我仗義直言。但是，如果我們理解國際社
會運作的本質，體認到「主權」其實不過是「組織化的偽善」，我們將會恍然大悟：在這個全
世界最大、最厚顏的偽善組織當中，若要尋求正義與公理，實不啻問道於盲、緣木求魚。
　　如果當前的國際社會其實是「組織化的偽善」，那麼臺灣被制度性地排除在這個偽善組織
之外，恰恰正能彰顯出這個組織制度的偽善程度。在加入WHO這個議題上面，我們看得比誰都
清楚。問題是，作為「組織化偽善」的「受害者」，臺灣並沒有能夠跳脫出這個偽善的棋局之
外，反而以更加哀怨憤恨的心態，期待加入這場偽善的棋局。如果現代社會的確如舍勒所言，
是建立在被翻轉的價值體系之上，那麼，臺灣被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所醞釀出的怨恨心態，能
否產生另一次的價值顛覆，藉由「否定之否定」，來趨近更為理想的狀態呢？價值體系的「否
定之否定」，是否能夠「回復」到「正確」的價值體系？而「否定之否定」，是否必然較原來
狀況為佳？這些假設性的規範問題，超出本文討論範圍，此處暫不處理。在此，本文僅就切身
可行的範圍，進行一點初步的討論。
　　首先，如果臺灣人的怨恨其來有自，有其社會結構性因素的話，那麼，這股怨恨的對象，
或許多少有點搞錯了。中共官員對臺灣人的蠻橫嘴臉，許多人都曾在電視螢光幕上見識過。但
是，這些蠻橫的嘴臉，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怨恨心態的投射與展現？臺灣人怨恨中國，中國人怨
恨的，則是由美國等西方霸權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對中國民族主義稍有理解的人大抵知道，中
國人談起近現代史，苦之大、仇之深，其怨恨的程度，比起臺灣絕對不遑多讓。研究中國1990
年代以來「新民族主義」的學者鄭永年也明確指出，臺灣人有「臺灣悲情」，中國人也有「中
國悲情」。根據中國學者自己的說法，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的興起，乃是肇因於「國際社會不
肯平等待我」。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新民族主義」熱潮，隨著「申奧」、「撞
機」、「炸館」等事件演變，節節升高，《中國可以說不》的系列書籍陸續出版，將這種怨恨
心態表露無遺。如果兩岸的政府與人民，任憑自己沈溺在「悲情」所導致的怨恨心態當中，那
麼，原本已被扭曲的價值，將更加扭曲，彼此的怨恨與嫌隙，也難以化解。
　　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把兩岸的悲情與怨恨並排來看，將會赫然發現，這些怨恨的共同來源
之一，不外是「國際社會不肯平等待我」，而這個同樣也根源於怨恨的組織化偽善體系（民族
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本身其實也是值得批判檢討的。在此，我們可以發現，舍勒的怨恨
理論作為對一種現代性的批判，具有其深刻獨到之處。現代社會，其實是一個交相怨恨的社會。
對舍勒來說，建立在民族國家原則之上而形成的共同體秩序，其實正是中產階級的怨恨所導致
的價值顛覆（法國大革命）之後所形成的秩序。兩次世界大戰，見證了舍勒所說的「民族間彼
此拆台」的原則。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我們看到的不是民族國家的沒落衰亡，
而是變形轉化。新的種族滅絕屠殺、排外主義與恐怖主義，巴爾幹半島的殘酷戰爭與911恐怖
攻擊事件，殷鑑不遠。舊的怨恨從未被化解，新的怨恨則持續醞釀累積。
　　本文嘗試剖析瀰漫在臺灣社會當中的集體怨恨，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過份殘忍而不公平的
事。臺灣是受欺壓的弱者，何以不怪罪那些以大欺小、恃強凌弱的強者，卻厚責弱者的怨恨心
態呢？已有學者指出，「(臺灣民族)妒恨說」忽略了怨恨者其實經常也是社會上的弱勢者，因
此忽略了弱者的社會處境問題。事實上，對尼采的超人哲學來說，「弱者」是不必給予特殊考
慮的，因為在歷史演化的過程中，弱者注定要被淘汰，或是擺脫不了被強者支配的命運。但是，
在舍勒的規範概念中，弱者與強者之間的關係，更應該放在共同體的脈絡當中考量。他認為必
須要植基在「愛的秩序」(ordo amoris)上，建立一個「位格共同體」(personal community)。
這種充滿宗教情操的主張，也許有人認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本文亦無法就此一部分詳加討
論。但是，藉由舍勒對怨恨的分析，本文嘗試指出，當今在臺灣社會瀰漫的怨恨心態，具有深
遠的社會學意義；這股怨恨氣氛，與現代社會──或說現代性──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而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巨大、深遠卻不易察覺，不容我們輕忽小覷。近年來，許
多政治理論家與哲學家開始強調差異、承認與容忍；筆者認為，要深入地討論這些問題，恐怕
非得先釐清「怨恨」這個影響當代社會甚鉅的心態不可。唯有在理解怨恨、化解怨恨之後，超
越與寬容，才能夠真正開始。
　　在臺灣社會中，近年來也有一些政治領導人喊出「心靈改革」、「心靈重建」的口號，宗
教領袖則呼籲以「愛」和「寬容」來化解族群對立或社會當中的暴戾之氣。然而，如果不能扣
緊在現代性的特質上面，認真面對釀生怨恨的社會學成因與後果，則無論「心靈改革」或「愛
與寬容」的呼籲，都顯得蒼白軟弱，缺乏現實當中的著力點。誠如舍勒所說，一個無法恨的人
就無法愛，一個不瞭解怨恨如何形成的人，就無法真正寬容。從過去到現在，臺灣社會充滿了
許多「愛的論述」，從早期「愛國家」、「愛中華」到近年的「愛鄉土」、「愛臺灣」，從
九二一震災到SARS風暴，媒體界、演藝界、宗教界與社會團體，也不斷闡揚各種「愛」的理念。
但是，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普世之愛」，其實正是舍勒所批評的。
　　臺灣在對抗SARS初期，從上層官員到基層百姓，從新聞媒體到醫護人員，荒腔走板的各種
行徑表現，所在多有。但是不旋踵間，我們卻又立刻看到各大媒體與電視台，充滿了「向抗煞
英雄致敬」、「用愛對抗SARS」的各種口號與短片，一時之間，讓人恍然覺得臺灣真是一個充
滿愛心的溫馨社會。等到SARS風暴一過，臺灣社會立刻又回復原有的暴戾殺伐之氣，政治人物
與不同黨派立場的媒體與公眾人物之間，猜忌怨恨、詆毀醜化，可謂每下愈況。在這一點上，
舍勒的論證說得一點都沒有錯，人道之愛的起點是怨恨，利他主義的背後是自我逃避。在一個
充滿怨恨的社會當中，「愛心」也以廉價的、未加反省的方式，到處出現。臺灣的「愛心」高
度氾濫，其實何嘗不正是「怨恨」充斥瀰漫的一種過份補償？
　　舍勒並不是認為「怨恨」是現代才有的情緒，也不是認為怨恨完全不能存在。在人類社會
當中，怨恨無可避免，但其可怕之處，在於自我毒化與價值顛覆。我們不能總是把矛頭指向別
人，批評別人才是怨恨者，卻忘卻了自己心中可能累積的怨恨。然而，單純地呼籲「超越怨恨」、
「告別悲情」，其實是不夠的；如果缺乏深刻的反省與實踐，則任何「超越怨恨、告別悲情」
的訴求，只會淪為一時的政治口號，另啟相互指控的戰端。如果我們無法更深入地去體會怨恨
與悲情的來源、不理解它所帶來的價值位移的後果，則怨恨便無從超越、也難以告別。即使是
訴諸「人道之愛」，也難以化解。臺灣內部的族群差異是如此，對外部的國際處境，同樣也應
作如是觀。臺灣有機會從這個怨恨的漩渦當中跳脫開來，前提是我們必先瞭解怨恨，才可能學
會如何進一步化解怨恨。
　　本文的分析並不是說，只要處於舍勒所談的社會條件當中，怨恨就一定會出現。怨恨的出
現，與缺乏自我認知、不願自我反省有關。尼采說：「怨恨的人不正直、不真誠，既不對自己
誠實、也不願坦然面對自己。」舍勒在論證中產階級的怨恨如何化身以「普世博愛」的面貌出
現時，也指出怨恨心態其實是一種自我憎惡與自我逃避。「酸葡萄」心理的產生，在於狐狸不
願承認自己其實跳得不夠高，所以吃不到葡萄。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在於他不願承認自己其
實是個打不過別人的癩痢頭，因此只好不斷地用「兒子打老子」、「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
來肯定自己。因為不願面對自己、反省自己、超越自己、改造自己，因此會產生自我毒化的欺
瞞。
　　「反求諸己」只是化解怨恨、避免怨恨的一個開端，它無法消除外在世界強者與弱者、支
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係，但可以幫助我們看清自己的處境，而不會一再陷入自怨自艾、自我
毒化的惡性循環當中。此外，理解怨恨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者，「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許多論者樂觀地預期，當今全球社會歷歷可見的人種混雜、疆界跨越與文化交流，將有助於世
界主義的實現，或是認為新的主體與群落，將取代舊的共同體典範(民族國家)而誕生。然而，
如果我們認識不到根植在現代性底層的怨恨心態，也無法將其消融化解，則任何新的群落或共
同體的想像，恐怕仍將只是在舊的怨恨上增添新的怨恨，傾軋交伐，難有寧日。
--
　　
汪宏倫
　　困而學之者，現任職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涉及社會理論、民族主義、語言文化
與政治諸領域；近來深感居濁處厄，思考察「現代性」問題以探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
來源：http://goo.gl/Ah9hJ5

 
（圖片來源：http://ext.pimg.tw/bazinga/4bc126f3313ea.jpg）
一位35歲，臺北人，父親，漢人的生命史，回應臺灣2015年七月底「反課綱微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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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內容排版編輯：TK）
文／李秉憲
打烊後，幫女兒洗完澡，有點時間就來寫些雜談。先說好，這是一薦很長很長很長很長的
文章；有時間的朋友就加減看吧。
我打出生至今，就是一個道地的臺北人。沒在其他的地方長住過，從小到大，就只待在台
北這座城市。讀書在臺北，當兵在臺北，工作在臺北，就連現在開店也是在臺北三十五個
年頭，全都獻給這座城市。在這座城市裡生活，從小就必須浸淫在一種望鄉的氛圍之中。
我的家住在復興北路附近，靠長春路邊的巷子，念的是吉林國小，逛的是遼寧夜市；活動
的範圍是龍江街一帶到合江街左右。當兵在中華路上，常去西藏路出公差，或去重慶北路
上採購軍用品；總部在東吳大學附近；要趕路的話可以飆車走延平北路轉敦煌路過去。

細看這些生活過的軌跡，到了時過境遷的現在我才了解原來這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濃到化
不開的鄉愁。在外省籍濃度高達80%的城市裡，這種鄉愁是一種必須，也是一種唯一。
我居住的城市，用著路名去勾畫著一個我不認識的國度。而這個國度，是我從小到大被教育
的「祖國」。唯有如此的望鄉，才能讓這裡的人們有著希望。每個人都習慣這種沈醉。而
兒時的我，從未懷疑過這種沈醉，也跟著浸淫在這種鄉愁中。
在每年的雙十國慶與元旦升旗，處處旗海飛揚，將所有街道與橋樑染成紅藍一片，時時提
醒著我們切莫忘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初衷。因此我國小唱的歌是中華民國頌、萬里
長城與四海都有中國人；隨著國小四五年級時爆發天安門事件，我們更是滿腔熱血的唱著
「歷史的傷口」與 「龍的傳人」。每每唱到「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還是中國人」
時，更是彭湃淘湧到熱淚盈眶。
我從未懷疑過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即便我困惑著我的爺爺外公外婆總說著我
聽不懂的方言；我仍努力的學習著字正腔圓的北京話，甚至還反覆練習著日常生活中不曾
現過的腔調去參加過演講比賽。這一切因為我的教育、我的環境、我的習景，如此地教導
著我。所以在國小五年級蔣經國去世的時候，每個小學生與老師都哭的如喪考妣，（可能
老爸死了也沒哭成這樣）因為我們喪失了反攻大陸的明燈，因為我們無法承受這種哀痛。
因為我們失去一個中國的明君與偉人。因為我以為我是中國人。直到我升上大學為止。
在大學剛放榜，重考聯考完的那個暑假，我在家裡翻閱我哥的教材。當時在念台大的他正
在修台灣通識，我順手就雍起了「寒夜」、「荒村」、「植有木瓜的小鎮」等書籍來看。
一看，就不知不覺看了一整個暑假。然後翻閱了呂赫若、七等生、吳濁流、葉石濤、楊道、
李喬等人的作品，到閱讀他們的生平簡介，再以此為經緯，慢慢著往下摸著，赫然摸到了
一個當時從不曾出現在課本上的數字–228。才突然重新認識起了自己居住的追個城市。
「國民黨的軍隊從基隆港登入後一路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射殺百姓，一路殺到了植物園，
當時在裡面約會的男女被擊斃的粗估有60餘人，而後清除完台北的抵抗份子... 國民黨軍
將屍體堆放在北門口與鐵路總局邊。據當時國外記者描述，屍體堆叠的高度足有超過兩層
樓。」
「圓山橋下也成了行刑的地點，當時處刑完的屍體丟棄在河邊任水流，連河水亦染成了鮮
紅色⋯⋯」我到現在仍記得看到這段文字的自己情緒有多激動。激動的不只是這個政府隱
瞞了這段歷史，而更是自己原來是活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之中。我過去所學的一切跟我所生
活的一切全無關聯，而這些寫在教科書中的更跟真實的世界毫無關聯。
原來真正推翻滿清的叫袁世凯，
原來第一個起義革命的叫孫武，
原來當時國際承認的中國代表是北洋軍，
原來當時最有希望拯救中國的明星是汪精衛，
原來當時為了打勝共產黨，國民黨炸了黄河花園口造成89萬人喪生，
原來當時打中國的日本兵有20萬人来自台灣，
原來當時轟炸台北的是中國與美國，
原來當時日本並非將台灣歸還給中國，而是由聯合國代管，
原來當時中國強佔了台灣，並引起英美抗犠，
原來曾有個叫陳智雄的知道一切而試圖揭露，直到死前都在喊台灣獨立。
原來當時美國總統曾怒罵我們的總統夫人私吞了美國的援助金，
原来當時全台灣85%以上的人使用的語言叫做方言，會國語的人不到15%。
原來當時下令禁說台語的新聞局長後來當了省長，直到今日仍出來選總統，
原來當時曾有四萬萬元換一元，造成一堆百姓自殺發瘋，
（TK註：此處應該是四萬元換一元，應是原作者筆誤，尊重原作不更動）
原來當時全世界60%的蔗糖產自台灣，而這些產值幾被國民政府給私吞。
原來當時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搶走了許多人的土地，造成一堆氏族破碎。
原來當時美國金援台灣，將輕工業交由台灣製作，才間接創造出了經濟奇蹪。
原來我的課本教育我的從來都是一個虚假的神話。一個令我深深著迷不已的神話。
這些神話很美。只是，不存在於真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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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國語第3冊第11課 先總統蔣公小的時候
（來源：http://ext.pimg.tw/hqq/114831246929_n.jpg）
 
圖片說明：孫中山、蔣介石、何應欽及王柏齡的團體照，卻讓蔣介石竄改成孫中山與蔣介石
二人的合照，因為蔣介石需要假借此一照片來彰顯，他是孫中山的唯一傳人。以建立領導全體
國民黨的正當性。右圖常見於臺灣歷史課本，而左圖其實才是原始照片。
（來源：https://goo.gl/pwrd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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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精美的秋海棠地園只存在於課本裡，闔上書本，走回台北市的街頭，台北人只能一遍又
一遍的在這些道路上找尋著身為中國人的慰藉。曾有個笑話這麼說，駱駱寶寶問：媽螞～為
什麼我們的眼睫毛那麼長呢？駱駝姊姊回答：因為我們要在沙漠中行走，長睫毛可以檔風沙
啊。寶寶又問：那為什麼我們的背上為什麼要有兩坨東西？媽媽回答：那是用來儲備體力的，
這樣我們才能在沙漠旅行。竇竇最後又問：說的是啊，可是，既然如此～媽螞，那我們現在
在動物圜裡做什麼？
是啊，既然我們身為中國人，那麼我們現在在台灣做什麼呢？又或者該問的問題是：中國創
立於1911年，那麼，在此之前，活在台灣的又是什麼人呢？還是，在1911年前，就不存在
著台灣人？
說來可笑。我到大學前畫不出一張臺灣地圖。我不知道雲林彰化嘉義台中，哪個在哪個的上面。
可是我知道中國的煤都是遼寧，鐵都是四川。我知道鳥魯木齊在哪裡，可是我不知道崙背在
哪邊。（環島的時候我曾在那邊跟陌生的基督教友借住一晚，感謝他們的熱情）不懂臺灣歷
史，不懂臺灣地理，不會說爺爺奶奶的臺語，原來身為一個中國人，不懂臺灣是很合乎還輯
的。於是，在大學到研究所的那段時間，自己慢慢看了很多屬於臺灣這塊土地的書籍。才慢
慢地將這個城市與自己生活的軌跡重新做了一個連結。
原來當時日治時期之初曾有個臺灣民主國，可惜在教科書上被稱作「抗日英雄」的丘逢甲落
跑，唐景崧也龜縮，只得靠地方仕紳代表辜家去開臺北城，迎接日軍與日商代表進城。這個
日商代表叫三井船務，至今臺北總公司仍在南京東路上，恰巧也是我媽工作的地方。
原來當時清治時期桃園曾有個李騰芳高中舉人，門前立了兩根舉人柱，是當時臺灣唯一看到
巡撫不用下跪的象徵，李家也成了桃園的望族；而其家宅後來翻修整新，叫做「李金興宅」。
恰巧也是我爸的名字。（我堂哥堅信這就是我們的祖先。不過因該是亂扯的，人家是客家人）
原來到銘傳當時建構的鐵路並不像教科書裡寫的那樣豐功偉業 反而是粗枝濫造，且不堪使用，
距離更短短的僅只從臺北到新竹直到之後在日治時期全數拆除，日人重新建構，從1895年到
1906年打通了全臺縱貫線，藉以展示日本的高科技水平，將臺北打造為大東亞共榮圈的現代
化城市樣板，並且也開設了當時第一間百貨公司新光三越在臺北車站對面，恰巧也是我們針
線球的成立後的第一個寄賣點位置。
原來二十六年前有個民主鬥士曾在民權東路三段上，將自己鎖在一間名為「時代雜誌社」的
出版社内，為了表達對當時言論自由的禁錮而以自焚手段作為抗議。而當時警方攻堅前的據
點就是在該雜誌社對面的中山國中。恰巧也是我就讀的國中。（恰巧攻堅的兩位隊長，如今
成了副市長與局長）原來這城市在過去與現在存在著好多好多的故事。而這些教科書中從未
提及到的故事，在歷史的軌跡中藉由血脈與建築埋下了現在的樣貌。在時過境遷後逐一堆叠
成了現在的這座城市。
原來我生活的台北，在教科書教教導的「中國」之外，有著太多太多我不曾聽聞過的故事。
真實而又有血有肉，穿古貫今的故事。我很喜歡這些故事，因為這跟我的生長背景有所關聯，
因為我是臺灣人。
你說義務教育重要嗎？它其實可以很不重要。因為我到現在早已忘了那些國高中教的地理與
歷史。而我現在累積的所有對這塊土地的知識與情感，都來自義務教育結束之後，出於興趣
使然的自我研讀。大學看的是一些臺灣的歷史；而研究所看的是臺灣的習俗。與一些些的原
住民文化與南島語系文明。這些知識並非來自義務教育，但我仍能自學而知。
你說義務教育不重要嗎？它其實還真的蠻重要的。因為時到今日，我的許多同輩朋友們，仍
然堅信著教科書的那個「中國」。仍然堅信著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而忽略了被 外族滅國的
元朝與清朝。仍然堅信著憲法寫的我國的領土包含了中國、蒙古，而忽略了外蒙早已獨立，
西藏從古至今都未納入漢文化的版圖中。仍然高唱著「中國一定強」、「四海都有中國人」
而忽略了自己出國時會不自覺地說自己來自 Taiwan 而非 China。
我曾受的教育賜給了我一個叫做「中國人」的板模。這個板模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背負著一
個看不見也摸不著的鄉愁。瀰漫在我成長的城市之中。這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之中充滿了許多
的矛盾與困惑。到18歲那年，我很慶幸自己突然地轉身將它脫去， 從此不再背負這個沉重
的「祖國」。開始用自己的眼與腳，去找尋自己到底是誰，從哪裡來，要往哪去。
我很慶幸這裡的人仍有多數人記得真實的歷史。我更慶幸這裡的人曾群起反抗過一個威權，
將真實逐一歸還給百姓。之前我曾看過姪女的國中課本，訝異到裡面居然清楚寫著臺灣各地
的產物。那是過去我國中高職課本不曾出現過的知識。 我很想告訴他，這些知識並不是平白
無故出現在義務教育裡的。而是不知道背後淌過多少的血淚，才換到課本上短短的一行。我
很高興，因為我知道我的下一代會比我更早認識到自己的這塊土地。而不用像我們這代一樣，
得靠自己努力才能學到，或者更多的同輩就乾脆放棄了解，就這麼吃著義務教育豢養的飼料，
努力捍衞著一個叫做「中國」的神話美夢。
在受過了這些教育後的現在，我總算知道了我不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過去不是，現在不是，
希望以後也不要是。然而這並不代表著我就得要痛恨與否定中國。
在研究所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胡澤民教授說了很有意思的話：「臺灣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但中國的歷史反倒是臺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精確地脫：我喜愛漢族從古至今的文化，因為那裡有著我們的根源。我們的八家將可追朔
到蘭陵王時期的儺；(是的，就是那個連續劇蘭陵王) 我們的臺語可追朔至漢朝的雅言，我們
就是整個漢民族文化的結晶。我們必須知道自己來自於漢族；然而，這一切都與「中國」無
關。
我很喜歡高行健在《一個人的聖經》裡寫的那些，特别是「你不再活在別人的陰影裡，也不
再把他人的陰影當成假想敵。走出陰影就是了，不再去製造妄想和幻象」這段。
中國並非是我的敵人，我亦希望能成為他們的朋友。只是我清楚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他的人。
走出了義務教育，走出了中國，我腳下的土地，我居住的城市，オ是生我養我的文化。整個
臺灣的歷史教育從解嚴走到現在不過短短的35年，好不容易我們漸漸地解開了一個「中國」
的禁錮，能真正以這塊土地作為出發點，用同心圓的方式往外推，去看看與自己相關的歷史
與地理。即便從未有人為過去錯誤的教育向我們這輩的人道歉，我仍為今日教育的演變感到
欣喜。
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比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所 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用再像我一樣，用著
12年的時間去背負著一個從不屬於自己的鄉愁。
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選擇用任何的視角去觀看整個歷史，甚至用中國單一的視角去看我都能
接受。只要他高興 他可以成為臺灣人、中國人、日本人或美國人，但必須出於她的自由意識
選擇。若在民智已開的現代，仍有人試園再將某些制式框架貫在他的腦中，仍有人試圖將
「一個中國」這樣的枷鎖靠在她的脚上，我絕對會跟他拼命到底。
這就是為什麽在前些日子，我又重新回到街頭。我有我信仰的價值，我也願意為這樣的價值
付出。用自己的眼與腳，去見證這個世代，是我們的運氣，也是我們的義務。我沒浪費我的
運氣，我亦盡了我的義務。
很慶幸我居住在臺北，有著比別人更多的機會去見證歷史。這是個最差的時代，卻也是個最好
的時代。我喜愛我的城市，我以身為臺北人為榮。過去我的鄉愁在中國；而今我已不再有鄉愁。
因為我住在我的家鄉，不再憂愁。
議記於8/1，新舊課綱交替之時。我是秉憲，祝大家都能找尋到自己的根源。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間聊，再會。
若有親友真的看完，我由衷感謝。歡迎任何討論與轉載。
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kuanmiao.liu.7/posts/1020555791715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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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補充閱讀）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臺灣史的書，本文的內容，含推文討論都有實用資訊。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38353134.A.F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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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臺灣，50本關於這片土地的推薦書單
http://readtaiwan.blogspot.tw/2015/05/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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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自由傳佈】教育不是政治的工具，歷史也不是權力的婢女。在這個紛擾的當下，我們想繼續
跟大家講一個關於這座島嶼的、長長的故事。
歷史應當屬於人民，當政治權力傷害了知識、扼殺了教育，我們只好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臺灣．故事：十個歷史的轉捩點》一本不按課綱，不管微調，不合憲法，不裝權威的小冊子，
和你一起探索島嶼的身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7DPlDtQrv9JUjRPUkZjRFNnaVU/view

 
（圖片來源：http://goo.gl/CZIZUe）
2015年6月18日 15:53
文／李志德

 
原文：J. Michael Cole（寇謐將）
中譯：William Tsai
數十年來，學者和政治人物都費盡心思要為台海兩岸的死結尋求解套方式。至今
提出過的一切解決方案，其核心都必定涉及「一個中國」的概念，無論用詞上作
何表述。中國的智庫學者，以及台灣的藍、綠兩陣營，在這一點上挖空心思創造
出各種詞彙：「一國兩憲」、「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大一中」、
「憲法一中」、「一國兩制」，諸如此類。他們期望運用這樣的發明創造避免台
灣海峽再起戰端。但所有這些提案最大的問題，不只在於「統一是歷史必然」這
一基本預設本身就漏洞百出，更在於這種基本預設完全是中國傳聲筒一手炮製出
來，既限縮台灣選擇餘地，更把台灣和中國捆綁在一起的迷思。

目前，隨著民主進步黨2016年重回執政的前景看好，部分知識人開始主張民進黨
凍結「台獨黨綱」對於台海兩岸的和平穩定至關重要，還有一些人最近更認為，
民進黨也必須一併廢除1999年5月8日通過，用以取代台獨黨綱的「台灣前途決議
文」。
前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童振源是綠營內部提出這種主張的論者之一。一如
先前其他類似的論調，北京當局看來非常樂意大力宣揚這些論者的觀點。
在政治大學任教的童振源認為，民進黨不只應該廢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要
提出一個全新的兩岸交流平台，明文規定民進黨願意接受和中國統一，但必須以
中國實現民主化為前提。我們姑且稱它為「兩岸民主統一論」。童振源也警告我
們，要是做不到這點，兩岸關係就很有可能急速惡化。
「以『民主』這個字修飾「統一」一詞，完全符合台灣的根本價值與利益，並且
讓中國繼續對統一抱有期望。」童振源在《台北時報》近日刊出的對頁評論中寫
道。他接著說：
「此外，這也能夠讓統一成為開展中國民主化的積極力量。台灣可以宣佈自己只
和人民普選產生的中國政府討論和平民主統一問題，唯有在北京實行民主之後，
它和台北才能開會談判和平民主統一事宜，商討統一的具體內容及進行方式。」
童振源的提議有不少缺陷。如果這個提案確實是受到極力促統的《旺報》早先刊
登的一篇社論啓發，這甚至還不成問題。更嚴重的是，他的說法和先前許多人如
出一轍，把台灣當成了達成特定目的的手段，是通往中國民主化的途徑。他想讓
我們相信，一旦這個結果實現（但我不得不說，這個成果十分渺茫，畢竟中國有
太多機會向世界其他民主國家汲取民主經驗，卻從來不曾向民主前進一步），台
灣自我犧牲，回歸「統一中國」的時候也就到了。倘若認同與國族情感是決定政
治體制性質的唯一因素，那我們應當期望比利時人心甘情願地成為法國的一部份，
但這再荒唐也不過了。
童振源和他的先進們掉進了同一個陷阱：他也認為統一是歷史必然，只是政治糾
紛作梗，一旦爭議獲得解決，統一也就毫無阻礙。他甚至玩起了以「民主」替換
「統一」的文字遊戲，但這種手法豈能騙過北京當局？換得的終歸還是同一個結
果。
他的論證更要命的缺陷，則是徹底無視台灣人民的意志與期望，彷彿民主化的中
國就會不可思議地自動放棄主宰台灣人命運的渴望。回歸統一的中國之後，台灣
2300萬人口也就從自己國家裡的多數，成為全中國之下的少數，在全中國14億人
口裡面差不多只佔了六十分之一。要假定只佔這麼少數的台灣人還能在統一的中
國之下，確保一百多年來不受中國統治的經驗所產生的需求能繼續得到照顧，需
要比孤注一擲更強大的信念。實際上，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民主化的中國比起不
民主的中國更不可能照顧台灣人的需求，因為可想而知，實行專制的北京當局提
供台灣破格待遇，並且強要中國人民接受是更輕而易舉的。
最後，童振源等人提出的這一類構想，最大的致命傷是根本缺乏可行性。民進黨
決不可能向選民提出這種構想而不喪失民意基礎的。問題其實更加嚴峻：「一個
中國」對台灣人就是行不通，如此而已。無論是以民主還是其他方式，台灣人對
於和中國統一的支持度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十，剩下的要不就支持獨立，要不就維
持「現狀」，而維持現狀本身就是獨立的委婉表述，就算只是事實上的獨立。
長久以來的認同趨勢，加上過去一年發生的諸多事態，包括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
院，以及11月29日九合一選舉結果，都指出了台灣國族主義即使受到中國及世界
各國的壓力，仍然持續鞏固強化，而在我看來，這一演變是不可阻擋的。木已成
舟、覆水難收，除非中國出兵攻佔，否則台灣會繼續作為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而
存在。
那麼，為何至今提出過的幾乎每一套替代模式，始終堅持要以中國統一的必然性
為前提？我以為主因還是中國方面的宣傳，宣傳的對象倒不是台灣人民，而是國
際社會。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想要製造出不可避免的必然感受，好瓦解台灣人
的意志。北京當局對台北市長柯文哲明確示意，只有表態支持九二共識才允許他
訪問中國，似乎足以證實這個結論，觀點和童振源相同的淡江大學教授王崑義推
斷，這個條件很可能一體適用於其他有意造訪中國的民進黨籍縣市首長。中國是
在警告：認同「一個中國」，否則你治理的城市就會被排除，得不到和中國往來
的利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這樣的策略看來是失敗的。自我認同、以及統一對獨立支
持度的各項關鍵指標都足以證明這個失敗。相形之下，中國的宣傳策略則力圖在
國際上孤立台灣，將台灣的選擇限縮到只能戰爭與和平二選一。中共運用「中國
統一是歷史必然」的概念，堅持複誦「『台灣問題』不過是一家屋簷下兩兄弟內
部鬥爭的延續，而非兩個不同國家深刻歧異與衝突」這樣的謊言。這對於衝突的
化解產生了嚴重影響，因為處理這兩種狀況所需的介入調停機制明顯不同。持續
錯誤呈現衝突本質的結果（必然性概念強化了台海問題是「國內衝突」而非「國
與國衝突」的認知），也就確定了我們要繼續運用錯誤的工具解決問題。
於是我們面臨一個抉擇：要不就改變早已過時的處理台海危機範式，要不就繼續
無視台海兩岸衝突的本質，將無效的解決方案強加於台灣人，從而製造出更大的
後患。台灣與中國的統一絕非必然，事實上，它已經不再是選項。
Original article:
http://thinking-taiwan.com/debunking-the-myth-of-inevitability/
Posted by J. Michael Cole 寇謐將 at 4:49 PM
全文來源：http://fareasternpotato.blogspot.tw/2015/0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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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延伸閱讀：
[牌桌] 中華民國是怎樣的一張牌？

 
（影像來源：TK）
之前拜會姚立明老師，針對陸生、兩岸議題訪談，有點心得。
「維持現狀」是強者的權利，但是臺灣不是強者。
如果夾在中美兩強中間的臺灣，不清楚自己在棋盤上的戰略位置如何寶貴，
我們永遠是被支配的一方。連發言權都不知道該如何使用。
看到別國的人走一步了，我們搞不懂意思，也不知道他們在盤算什麼，
最後讓一切訴諸感性，任憑政治人物在重大議題上開出空洞支票，取得權力，
日復一日，每逢碰到這些議題就全員倒地。

先向各位推薦兩本書：
李志德的《無岸的旅途》（八旗，2014）
卜睿哲（Richard C. Bush）的《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遠流，2013）
關於臺灣如何「國家正常化」，
或是站在大局勢宏觀處理現存的「中國始終對臺灣有企圖」議題，
這兩本書有不少觀點，都可以刺激讀者進一步思考，有助於強化現有論述，
並且補足過去我們談臺灣建國的論點過於感性、單一或是太過直線性思考的誤區。
下面這篇作者的角色有點意思，他是香港人，觀察臺灣議題頗有心得，
由於經商，常用各國之間的利益衡量我們可以思考的戰略位置。

 
（圖片來源：http://tinyurl.com/l3exuy9）
文／Aunt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