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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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 10:37

文/Liu Liu


本文不打算多談學術翻譯的大環境問題,喜歡研究這些問題的人可以參考巨流出版社陳巨擘總
編輯的宏文 :〈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的困境〉(《當代》167期)。本文對於該文發表(2001年)
過後所發生的環境面改變,尤其近年來中國大陸「簡體字版」大肆進口,挾其驚人價差,掏空
台灣讀者口袋,對於台灣學術書店及出版社所造成的滅絕性影響,也不多著墨,僅在相關處略
提,全盤詳情留待能人出面剖析。本文將偏向從出版社的角度,探討實務面的各種細微末節問
題,屬於經驗層次的自述,讀者不必過分期待。


一、 我對翻譯的看法

1.翻譯必有所本。我說這句話的用意只在指出,翻譯不是創作,譯者、校訂者和編輯不可擅加
意見,與原文有所出入,卻未予區分,以至於造成讀者的混淆。這大概已經是大家的共識,其
實不必再提,我之所以提起,一來仍有某些譯者不悉此區辨,二來是想強調一下,翻譯在某種
程度上,並不比創作容易,因為創作可以因變轉彎,翻譯則因有所本,選擇的範圍大為縮減,
困難度反增。許多教授在貢獻了一本卓越的譯本之後,深知翻譯之困難,寧創作而捨翻譯,令
人悵惘。

2.翻譯沒有百分之一百,永遠有改善的空間。做過翻譯的人都知道,自校過幾次以後,把譯稿
放進抽屜,過一段時間以後拿出來再閱讀,往往多少仍可發現幾處頗有商榷餘地之處。這表示,
浸淫日久,隨著知見成長,譯者對於前譯可能會有更深的體會,譯文修潤的空間也就滋生。但
如果這樣修改下去,永遠沒有出版的可能,我常比喻翻譯如坐孤獨的船,航在無止境,也沒有
出海口的河流上。要出版就要靠岸。但怎麼知道靠岸的地點對不對?我將在後面回到這個問題。
目前我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譯者、校訂者和編輯等相關人士,對於翻譯的「認知」可能都
不一樣。既然不一樣,怎麼取得共識?或說怎麼找到所有參與者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我到後
面會回到這個主題。

3.最簡單的地方最容易翻船。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難譯之處,卻輕忽了最簡單的字眼常常
是造成翻船的所在。國內有一位知名的翻譯家就曾告訴我,他譯一本書時,不停的出現「姪女」
這個字眼,前後文總覺得怪怪的,自校過幾次後,他拿起辭典一翻,赫然發現這個再平常不過
的字眼,竟然有「私生女」的意思,一改就全通了。但譯者怎麼產生「怪怪的」感覺呢?從邏
輯,從前後文意,或從直覺?這應該沒有一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譯者絕對不可以寬
容自己,一有疑慮,馬上查資料,除了平面的字典、百科書等,現在網路的搜詢功能很強,只
要勤於查詢,疑點大部份都有解答。我個人發現,很多人翻譯很少查字典,望文生義,大作其
文的譯者可真不少,尤以中國大陸的某些譯者為甚(即使掛了副教授的頭銜),以致於我個人
看到譯文通暢無比反而心生恐懼。我曾看過一些譯本,讀者要是邏輯能力不夠強,光從字面上
你絕看不出絲毫詭異,一對原文,卻才發現這個譯者文才鼎茂,一路掰到底,一段文字開頭是
對的,結尾卻是對反。

4.翻譯不只是翻譯。我的意思是翻譯不只是文句的對換,從一種文字轉換到另一種而已。必然
的還會涉及文字背後龐雜的文化、社會、思惟方式等的轉譯。那些背景知識對於原文作者,由
於和所訴求的讀者是共通的而不需說明,但對於另一個社會或文化區塊的讀者,很顯然的卻不
是自明的。這個缺憾如何彌補?或許有人認為這不是翻譯的責任區,也有畫蛇添足之嫌,但我
個人認為,在不干擾原文思路進行的情況下,以譯註等方式,添加適當的對照實例及說明,頗
有「在地化加值」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翻譯就變成一道窗口,銜接「兩個文化」。翻譯因
此也就不只是字面上翻譯了。

5.每個人都有盲點。這又像廢話,但實際上卻是個本質性的重點,每個人都知道,然而往往被
忽略。就以小小的一張封面為例,我還沒看過那家老字號的出版社沒出過錯,編輯的眼光不是
最銳利?出版社幾乎每個人都看過,但錯誤仍然發生了。你可以稱之為「共盲」。共盲不過是
個人盲點的集體表現而已。就編輯而言,為盡量排除因個人盲點造成錯誤,通常不會一個編輯
從頭編到尾,而會安排互校對方編輯的稿子。但譯者往往是獨包一本書,如何降低個人盲點的
影響就變成譯者的考驗。在這種情形下,盲點仍是有辦法盡可能排除,老經驗的譯者,都有其
獨特的方法。只是一般的譯者,老實說,常常忽略,或根本不自覺。翻譯在某種意義上,是一
種修行,祛除盲點也應是修行的重點。

6.翻譯必然涉及詮釋。俗常對於翻譯會分出直譯與意譯。我的經驗卻告訴我,這不是一個有用
的判準。翻譯可以說都是意譯,而一般人所謂的意譯,多半將原文意旨按個人認識加以重整,
以更通順的文字將之表達出來。這在社會科學「意譯」不妥時常會變成「摘譯」。社會科學分
析性較強,「摘譯」的結果往往將某個剛開始不起眼的概念給一般文字化,或打亂推理的步驟,
反而造成邏輯斷裂,通篇不知所云。

7.信達雅三原則不可恃。很簡單,社會科學的翻譯,求其「信」都很難,過度追求俗稱「達」
者,反而會造成「作文」的現象。雅則可遇不可求。

8.一次完成翻譯是神話。經常碰到一些譯者,翻譯如同出草,一個字一個字就當人頭,一一砍
就,就算完事,從不回頭,看也不看就丟給出版社。這種翻譯習慣最恐怖,就算你天縱英明,
下筆如神,失誤恐怕也是累累。大多數的翻譯名家對於自己的譯品都很「介意」,一校再校,
總要弄到一個滿意的程度才會稿。

9.最常被誤解的兩個字:「完稿」。從翻譯到成書的過程,多半會涉及三種角色:譯者、校訂
者和編輯。這中間,校訂者的角色其實是補助性的,如果譯者和編輯之間的分工清楚,譯者善
盡其職,校訂者往往是不必要的。但在實際上,爭議經常發生在這三者對於翻譯下船的地方,
認知不同。譯者下船的時機就是交稿的時候,交到出版社編輯手上的譯稿,就是譯者的完稿。
由於對於完稿的認知不同,因此各種狀況都會出現。若果譯稿品質不盡如出版社的意,則會出
現校訂者的角色,有些出版社為省錢,由編輯或工讀生編輯來校稿是常有的事,結果出現編輯
改了,譯者堅持又改回來的荒唐事。另外也有出版社設定大眾為讀者 ,以文從字順為最高指導
原則,或由自家編輯或外聘散文行家,拋開原文,逕改譯稿,不知會譯者,先出版再說。當然
也曾發生譯者和校訂者爭執不下的情況。這些情況顯示,譯者和出版者之間,從頭起,過程中
及結尾時都需要溝通,但這往往迫於時效(翻譯授權合約通常會設定出版日期,一般為一年、
一年半或二年不等),而「從權」處理,問題也就避免不了。


二、 我怎麼處理翻譯稿?

*找對譯者。找對了,成功在望,找錯了,可能是一連串錯誤的開始,到最後甚至不可收拾。
絕對不要相信校訂者可為你解決所有的問題。我經常聽到、自己也碰過,校訂者寧願重譯也不
肯校訂的故事。

*試譯過程不僅不可免,甚至要好好研究,因為那是決定譯者的必要方法。當然若譯者已有翻
譯經驗,可 從其舊譯瞭解其翻譯能力。譯者千萬不要以為出版社要求試譯就是侮辱,瞭解是
合作愉快的基礎。而決定譯者翻譯能力的基本條件是:原文能力、中文能力及轉譯能力。台灣
社會科學譯者,通常原文能力不足( 後詳),中文能力則頗受以往劣譯的影響,習慣了那種要
通不通,時而脹氣,時而瀉肚的句子而不自知,以為學術的文字就是那樣子的。有時我會問那
些年輕的譯者,這句話我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嗎?他會很訝異地瞪著我,卻很自然地回答,當
然看得懂,我們都這樣寫的啊!我只好採取學生的角度,怯怯說出我的無知 。然後拜託他,
可不可以改一改,讓我們這些老古董也看得懂?最後,你或許沒看過原文、中文都頗佳,卻少
了轉譯能力的譯者,我看過。但這種轉譯能力缺乏多半發生在其中一種語言素養不夠好。

*專業能力。一般人通常會強調專業能力的超級重要性,我的經驗卻告訴我,除了某些超級專
業的書籍外,專業能力只是一種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基本能力不足,幾乎無法彌補,專業問
題卻可以敦聘專家學者校正之。群學有一位譯者,本身學的是新聞及電腦,卻已幫我們翻譯過
社會學、全球化和社會工作的書,本本翻譯,本本精彩。她當然中英俱佳,轉譯能力絕好,但
坦白說,她的品質主要是來自於態度:絕不輕饒自己,一有問題,上天下地,一定要找出合理
的答案為止。若專業能力與態度二者不可兼得,我寧取後者。

*溝通。瞭解了譯者各方的能力與對待翻譯的態度之後,就要溝通。事前要讓譯者瞭解出版社
的要求,過程中若譯者有任何疑難雜症,出版社應盡力運用資源協助。最後經過編輯、譯者修
稿或校訂者校訂後,務必讓譯者同意最後的決定版。我通常會邀請譯者、校訂者和編輯一起決
定最終的版本。如若譯者經討論後仍堅持其譯法,出版社應該尊重,譯者享有對於譯本的人格
權。(當然也會碰到自信心過強的譯者,堅持自己的瞭解最正確。但一般來說,那是例外,
溝通與尊重通常可以取得共識。)

*最難的問題:怎麼知道靠岸下船的位置對不對?也就是怎麼知道手頭上這本書的翻譯品質如
何?我個人有個簡化卻有效的方法:把譯稿中不確定的地方減到最低。通常這可以透過譯者本
身、閱稿人、校訂者和編輯確定不確定的所在。然後試圖共同解決,如仍無法解決,可再請高
明指教。我不否認這世界上的確存在「不可譯」的情況,但那畢竟非常態。對某些人不可譯,
對另外一些人卻可能只是「難譯」而已。這當然不表示,答案只有一個,有時候原文多義,可
能歧生多種譯法,翻譯,本來就涉及詮釋。在那種情形下 ,不妨加註說明。

*出版社對於譯本品質應該負起最後責任。若經過上開溝通程序,出版社當然對這本翻譯負起
完全的責任。如不經溝通,出版社擅改譯者譯文,出版社顯然仍應負起最大的責任。出版社如
不管品質好壞,拿到手就出,翻譯品質就完全受譯者決定。這應該是反常,即使現實中,這並
非難見。再怎麼說,出版社是決定出不出版,何時出版的單位,不可能卸責。把責任全推給譯
者,並不恰當。然而譯者也要體諒出版社的苦衷,盡量把翻譯做好,控制翻譯的品質及交稿時
間。譯者最好假設,除了某些專有名詞之外,我的譯本不需要校訂。另外,譯者也應要求自己:
我的譯本,除了一些習慣性錯字(這大概每個人都有),不需編輯為我煩惱「內容」。也就是,
我的「完稿」,編輯可以馬上上機處理。或許有人會問,那編輯還有什麼可做?事實上,編輯
的工作內容是行外人想不到的複雜,不怕沒工作做的。


三、 合作翻譯

1、合作翻譯的弔詭:合作翻譯產生的因緣,多半是為了某些目的,希望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個譯
本。但多人合譯,因參與者眾,各個人對於翻譯的認知、態度、程度、習慣、筆法、行文語氣等
等都不一,品質調控的難度極高。因此,欲速反而不達,是常有的事。這是多人合譯最弔詭的地
方。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幾件事:(1)並不是每本書都適合合作翻譯。若品質的要求重於其他,
放棄合譯反而明智。(2)參與翻譯者的各項條件,落差不可過大,否則不可收拾。(3)人數
不可過多,人數增多,煩惱指數也會呈等比級數增高。(4)一定要有一個主事者,即使是二人
合譯。(5)事先要妥善規劃合譯模式。

2、 實例一:《見樹又見林》
《見樹又見林》的翻譯組合是由成令方、吳嘉苓和林鶴玲三位教授組成,而由成老師擔任召集人。
之所以合譯,主要是考慮到三人敎學研究繁忙,合譯當可紓解壓力。這是相當完美的組合:人數
恰好,三人翻譯能力相當,對於翻譯的態度也相近,召集人勇於任事,更是關鍵。首先他們分配
章節,安排翻譯進度,召集人不時以e- mail 打氣兼探詢進度,翻譯過程中如有任何問題就以
e-mail 討論。譯完一整章後交換校稿,依此循序漸進,終至成稿。然後大家相約在暑假見面會
商解決翻譯難題,我也代表群學編輯列席討論 。翻譯過程中,譯稿也經過試敎,並將此試敎心得
融入翻譯中。名詞統整的工作已於討論過程中大部分解決,若干漏網之魚則由群學在編輯過程中
捕捉,若討論後仍無法解決(譬如某一專有名詞,分散好幾章,卻都是關鍵名詞,如果要統一,因
上下文行文語氣關係,則被統一掉的其他各章必得全面改寫,茲事體大!),就於索引詳列各種
譯法。這是我在這種合作模式中唯一找到的小缺陷。本書出版後反應甚佳,但仍有些值得商榷的
地方,經各方朋友與讀者指正並經譯者討論後,陸續於再印時修正。本書在關鍵處皆附有「在地
腳註」,完全符合我在上面所說的「翻譯不只是翻譯」的意旨。頗受好評。

3、 實例二:《後工業機會》
這個例子,坦白說,過程不完美,但最後全書翻譯品質頗為出色,對出版社來說,殊為僥倖。群
學邀請吳泉源及鄭陸霖二位老師,召集大部分就讀於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共襄盛舉,分配章節後,
分頭翻譯,然後在暑假中以類似課堂討論的方式,由吳、鄭二位老師擔任指導的角色,學生譯者
和我則列席討論。這是我所見過,台灣首次出現,性質屬於非正式、較長期的「社會科學」翻譯
課。不過或因參與人數過多(學生輩7人及2位老師),兼又時間匆促,許多人又是首次翻譯,
對翻譯的認識與態度不一,譯稿之間品質有些落差 ,上課討論進度緩慢,參與人員又分散各地,
相聚不易,不知不覺就延宕了下來。後來鄭老師在群學央求下,逐字逐句或校訂或改譯,雖面臨
昇等及續聘的壓力,身體狀況也不佳,仍奮力將之完稿。鄭老師後來又為本書添加了許多譯註及
名詞解釋。本書和《見樹又見林》比較,翻譯過程的最大特色是:師生合作、實體課堂討論、專
人校整(因此整合性最佳)。

4、 實例三:《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
這套書是台灣 STS(科學、技術與社會)學者戮力編譯出來的。前後三年,參與人數眾多,又譯
又校又導讀,大概創下台灣不曾有的先例。其過程大略是台灣學者選出 STS 經典文章(全部為
外文),舉辦翻譯營,譯成中文,出版社就各篇尋求授權,再校訂,增補選文,補譯及補校,撰
寫導讀,主編全書整合,決定分冊,擬定總導讀,編輯出版。曲折過程三位主編(吳嘉苓、傅大
為和雷祥麟教授)在書上的文字有更詳盡的描述。在這套書之前,女書店出版的《女性主義經典》
也有類似的經驗,無法獲得授權者則以國人自撰代之,血淚斑斑,過程和本套書如出一轍,該書
的主編顧燕翎更在〈出版緣起〉的最後說:「對於國內這套比諸其他國家更為嚴苛的著作權授權
規定,我們在此提出抗議,希望能比諸國際標準加以修正,以有助於知識交流。」對此,我個人
心有戚戚。有人問我出書後的感言,我回答道:「我還會做,下輩子會再做。」話說回來,這套
書翻譯過程最大的特色,是「翻譯營」的創立,規模之大,實屬創舉,其翻譯成果,尚有許多因
授權等因素,未能列入本套書。往後 STS 類型書籍的翻譯,這些參與者或將成為主力,培養後
進的努力,日後當見其影響。


四、 母雞帶小雞

台灣社會科學學術書翻譯的主力,大家都知道是國內相關科系的研究生。在國外以教授或專家學
者為主力翻譯者的情況,在國內不可能出現。這或許是因為學內學術界採取人才不外流政策,在
升等規定上對於翻譯作品(及教科書)不予重視所致。當然還是有例外的學者教授樂於撥出時間
來做一些「社會奉獻」,但套句老話,那是「個人行為」,撼不動深深又森森的學院制度。

以研究生為主力,優點是人數眾多,人多好辦事。缺點則為:(1)大部分的研究生做翻譯都是
「初試啼聲」 ,當然其中不乏高手,令人驚艷。但整體而言,反倒大眾暢銷書的譯者多為有經
驗的譯者。(2)學生入社會後、或變成了教授以後,「照例」是不會再做翻譯的。翻譯經驗根
本無法累積,當然更無從傳承(你看翻譯書時,會去研究「翻譯」嗎?),因此形成「長江後浪推
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的現象。在台灣譯書的報酬,老實說,和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不過如從
出版社的角度來思考,這種不成敬意的報酬,已經讓他們擠出了吃奶的力量了)。(3)出版社為
何要找相關系所研究生來翻譯?究其原因,出版社以為專業能力才能譯好這種專業書籍,其次這
類型的出版社,人脈也多在這方面。但我發現,大型綜合出版社插花出這方面書籍多半也是找相
關科系的研究生,我們也許就不得不將這種現象稱為「專業能力迷思」了。我不是要打散社會科
學相關科系研究生的外快門路,研究生對於台灣學術翻譯書蓬勃發展,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但
我們最好認清,專業能力不等於書就翻的好。譬如在我的經驗中,態度就比專業能力重要。而更
基本的,我不得不老實說,國內研究生的原文(英文為大宗)語文能力多半不足,可是教授級的
高手(當然有教授身份也不等於一定譯的好)都被關在學院內。出版社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然後
出版社就變成了一家家的「翻譯實驗室」,讀者順理成章也成了實驗的白老鼠。

我當然想突破這種結構性困局。我曾經想過「母雞帶小雞」的模式,請有經驗的譯者幫忙帶新手
入門,將其翻譯經驗盡量傳給後進,並幫忙照顧品質,但幾次過後,「母雞」就吃不消請辭。我
這種有點過分的意圖最後只好作罷。目前我只知道,王志弘教授還孜孜矻矻以翻譯團隊方式和一
些出版社合作,包括群學。

台灣似乎沒有所謂的「社會科學翻譯」課程,但我知道許多的老師在選用了翻譯教科書後,卻像
在上翻譯課。文學系大都會開翻譯課,偶而也會有新聞英語(日語)或科技英語(日語)之類的
跨學科課程,但都和社會科學無涉。我每每無法理解,坊間社會科學相關的翻譯書籍早已氾濫,
為何大學仍不開設這類課程?也許不僅「科技與人文」在台灣是兩個世界,連「人文和社會科學」
之間也是陌路一條。

但煩惱這些或許都已來不及了。中國大陸在社會科學翻譯方面,侵略性已然浮現。以前他們僅會
翻譯「經典」,現在連「教科書」也包辦了。本來外國出版社還會區分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但
現在,我就碰過,中國大陸的出版社甚至繁簡通買。台灣出版社連以品質來對抗進口簡體字版的
機會也被沒收了。再者,中國大陸透過政府間協商,和外國出版社簽下數以百本計的譯書計畫
(法、日二國政府還會補助翻譯費等),大概規模過大,竟然透過關係找台灣的大學做翻譯代工。
台灣果真不愧是全球第一的「代工大國」。我預測往後社會科學課程的書單,也會步文史科系的
後塵,大肆開列簡體字書籍,理由很簡單,「老師應該為學生省錢嘛」,至於出版社活不活得下
去,「嘿!台灣不是自由經濟嗎?」。我知道有許多老師現在只購買原文和簡體字書,至於繁體
字版,出版社應該送,幹嘛買。殊不知,學術出版社最辣手也無解的問題,就是贈書。有些深一
點的書,全台灣除了圖書館外會買的,就是那些贈書名單上的人哩。我們除了嘆氣還能怎樣?

嘆氣歸嘆氣,台灣近幾年也注意到了學術翻譯的困境,而有「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
畫」的出現。群學本來也興致盎然去打聽,然而國科會竟然採取招標方式「委由出版社統一出
版」。換句話說,我們雖然不明白到底可以有「幾家」出版社可以得標,但以其規模之宏大,不
就擺明了只有大型出版社才有能力吃得下?專業的小型出版社,群學勉強算一個吧,即使敢「望
餅」,也只能「興嘆」。該處表示,他們也發現了這個缺陷,希望來年改善。我們怕失望,今年
的招標沒上網去查規矩是否改了。啊!希望台灣會更好。

五、 結論:品質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品質是要付出代價的。

一個學術傾向濃的出版社,若是「唯品質是尚」,後果堪慮,因為,品質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沒
加上形容詞:慘重的,但讀者應該都知道。品質是用時間、金錢和傻勁,一點一滴,刻磨出來的。
尤其是最後那一點,傻勁,是的,在這種輕薄消費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傻子和瘋子會強調
「品質」。品質和回饋,粗魯一點說,不一定是等價。我唯一可以慶幸的,台灣的「傻子」還真
不少。向和我們合作過的「傻子們」致敬!



(原刊於群學出版論壇>翻譯縱橫談 2005.10.04)
(另刊於《台灣社會學通訊》... )


**2013.06.25 補述

1. 本人對於本篇所述,還有後續的檢討,陸續將轉上來。

2. 陳巨擘先生已經離開巨流。

3. 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萬毓澤,本人也是一位極為出色的翻譯家,已經在系上開了社會科學翻譯
的課程。令人振奮!

4.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畫」依然健在,也依然故我,出版辦法一仍其舊。

5. 本文未述及「國立編譯館」的翻譯補助計劃,人文社會科學(尤其社會學)的翻譯,受惠於此
計劃最大,群學藉此計劃之力,出版了許多超出我們能力所能做的書(也就是學術品質高,但銷
售有困難的書)。後來國立編譯館併入國家高等教育研究院,此計劃陷入被檢討的困境,迄今
已(暫)停辦三年多了。

6. 王志弘教授的團隊與群學的翻譯合作計劃仍持續穩定進行中,甚至還在擴大。偉哉!王教授。

7. 台灣社會學翻譯史上最傳奇的一頁是張君玫(現於東吳社會系任教)寫下的。有空我再整理出
來。

8. 傅大為教授曾開風氣之先,於2001年舉辦了一個「『生產、閱讀、與教育』翻譯工作坊──
檢視當前台灣的翻譯工業與翻譯文化」研討會,並建置了一個規模宏大、參與者眾的網上翻譯工
作坊,可惜該網站已經失聯。不知是否仍有備份?

9. 《台灣社會學通訊》曾有一期討論翻譯的專刊。本人網誌裡孫中興教授那篇文章,以及上文即
曾刊載於此。(另有一期討論出版。本人那篇即刊於此,我已po過,日後再補送上網誌。不過這
和本文沒有直接相關,不贅。)

 


來源:http://tinyurl.com/ovx5t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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