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05 月 24 日
文／偉恩 - Way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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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菲律賓對「廣大興28」動武以來，光就客觀事實的意義上來看，「便當文」起了一個關鍵作用，
那就是它提醒與凝聚了這個共識與正確見解：應該把國家上的衝突與人的交流徹底分隔開來。
「便當文」扮演的是一種寓言的角色，它假借了一個明確地帶有價值判斷與荒謬感的故事來強化這
樣的論點。甚至可以說，當它的故事越荒謬、越帶有戲劇性，它的效果便會越明顯。
這種手法是小說式的、敘事性的，在批判思考上給出的見解很少，但是直接地讓人對在台菲律賓人
的處境有了一個鼓舞意義：我們不要讓台灣社會成為一個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
但是就現實效果上，它卻有了另一個關鍵的作用，產生了原先的「偽作者」無法預期的結果。要不
是這樣，它就只是個看過就算了的網路流言罷了。這個作用，要放在國際局勢的脈絡下來看。
當我國的新聞媒體不經確認地將「便當文」採信為事實的來源，製作成「國內新聞」；或是菲律賓
的媒體見獵心喜，而不分青紅皂白製作成「國際新聞」時；台灣的種族歧視被凸顯了出來，甚至被
過度理解，就好像台灣的確存在著這樣嚴重的荒謬一樣。
當它的故事越荒謬，它就意味著越大的罪行。
敘事的荒謬，同時成了道德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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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種時候，「便當文的真偽」的意義超出了它本來的範圍。
在這個事件裡頭，就義務論的角度來看──意即，就行為本身的普遍形式以及目的來看──你不會看
到造謠者做了什麼實際上超過權利的事。就如許多人不斷在提醒的：網路空間，由於其匿名型態與
使用習慣，原先就是一個造謠氾濫的空間。甚至，還不需要談論網路空間，就一般生活而言，單純
地說謊（指不侵犯他人權利、包庇罪犯以及危害他人利益等的情況下）是不會犯罪的，這一點非常
顯然。
有一些鄉民很在意真偽，是出於一種好奇、一種想踢爆謠言的情緒，這是相當常見的。但政府在意
真偽，卻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思想──「便當文」似乎對國家在國際上造成了影響，除了「很沒面子」
外，也似乎將少了一些國際談判的籌碼，或許使得政府必須帶著贖罪的心態來回應「善待在台菲勞」
的要求、甚至過份的要求。
因此，我們也或許可以同意政府透過某種情報網去找出事實，但我主張，這至少必須滿足兩個要件：
一、不可以刑事的規格加以處理；二、處理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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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便當文的除罪原理之論證
要件一「不可以刑事的規格加以處理」，乃是一個「除罪化」的要求。以下是我的論證：
(A)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這裡的「定罪」的思考，是要求我們去檢視行為後果與「說謊」之間的連結。
無論如何，假如「便當文」屬實，我們並不會認為此行為有任何的法律責任，令人慶幸的是，這一點
在我們國家是一個共識：一個正確的聲稱和敘事，假如屬於事實，那麼可以享有最高的言論自由。
而由於此行為確實不符合「誠實條件」，我們才來檢視，此事件中的「造謠」是否真的構成「言論犯
罪」的事實；我們要做的，是來查看此行為的後果，並試圖去尋找該「後果」與「罪」之間的關係，
作為「定罪的理由」。
(B)
這個「定罪」，基本上，有以下(B-1)、(B-2)兩個理由。
(B-1) 為公共利益的理由
假如政府認為定罪的原因是「造謠使得國家形象受損」，這一句話有三種意義。
第一種是就字面意義來說的「國家形象受到損害了」。但是，這根本上是應該嗤之以鼻的。「維護國
家形象」本來就只是政府工作的目的與手段之一，不是屬於任何人民的，人民應該要有權利在不傷害
他人權利的情況下作任何事。這一種說法我想不必再多作說明。
第二種意義是說「當國家形象受損時，國家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份子的權利受到了損害。」但是，假
如政府堅持，在國家權利與人民權利發生衝突時，應該以刑事、以國家權力加以排解，這麼一來，我
們嗅到的是專制國家的味道。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贊同這樣的作法，我們，作為「人權國家」，期待的
作法應該是：比起國家的權利，憲法規定的人權（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才應該凌駕於一切之上，
只有人權有資格和人權進行衝突。
第三種意義是說「當國家形象受損時，國家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份子的權利受到了損害，因此使得國
家中的人民的實質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罪」的事實卻不能在如此抽象的意義下詮釋，我們得追問：究竟「誰」是「罪」的「被害者」。亦
即，「社會整體」在這裡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應該將「社會整體」看待為「某些人的利益的總
合」，在這裡的「定罪」才有法的意義，如看待為「漁民利益的總合（假設此造謠使得談判失去了籌
碼）」或是「個別台灣人的名譽」。
但只要我們同意「財產」與「名譽」不應該「積極地」凌駕於「言論自由」之上──例如我們同意
「毀謗罪」與「公然侮辱罪」等應該要是告訴乃論──我們便也會同意，在被害者尚未確定以前，政
府不可按此理由來進行定罪。就「便當文」一案而言，被害者還是隱沒的，並沒有發現與證實有人
可能確實地受到無論是財產上還是名譽上的損害。
若是有人認為，由於影響的人過大、過多，則應該由政府直接代表全部（或其中的很大部份）人民來
進行追討與責難，那我想下面這個要求是十分合理的：請證實「存在著某種論據，能指出『便當文』
可確實地達到如此普遍的損害」。
(B-2) 為社會安寧的理由
除了「國家形象破壞論」外，還有一個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控訴。
首先，假如有人認為，「『便當文』強化了社會的動盪與無序」，那肯定是一頂偽作的極大帽子。
我們除了沒有看到動盪被強化外，而且，就如同我文章開頭所說的，它還其實幫助建立了社會秩序
與共識。因為自「便當文傳播開」之後，「不存在的便當店老闆」就成了負面教材，就像「先總統
蔣公看著魚兒往上游」，也成了國文教育的負面教材一樣。
又，若有人認為，它給了一個示範，把網路世界弄髒了，到時我們真真假假就弄不清楚了。事實上，
這焦慮是多餘的，因為本來就沒有這樣的東西。一個認為網路言論是可信的「乾淨的場所」的人，
我們應該要提醒他：醒醒吧孩子。網路空間具有的匿名效果，構成了網路言論的普遍習俗。而一個
普遍習俗中的沒有侵犯到他人權利的個別行為，即使是說謊，也不應該被視為「破壞秩序」，就像
在談戀愛的時候，給「愛你一生一世」的承諾不該具有法律效力一樣。所以可以卯起來說。網路本
然就是真假參半的言論空間，對「便當文」加以法辦，便有「特置」（ad hoc）的嫌疑－－別人
是沒事啦，但因為你太夯、涉及層面太大了，所以抱歉囉。
若還有人認為，破壞安寧不是來自上述兩種秩序的破壞，那我們可以進一步要求他：請確實定義
（至少要列舉出它的大概意含）所謂的「被破壞的社會安寧」是什麼，並且說明這樣的「社會安寧」
原先是存在的，而確實因果地由「便當文」破壞了。
(C)
我不認為便當文「可能會確實造成某種普遍的名譽或財產損害(B-1)」，也不認為它「確實破壞了
社會安寧(B-2)」。若真有人認為存在的，不妨一試，來說服看看大家。
假如這樣兩個要求無法被滿足，「便當文」的定罪便不可被合理化，而應該單單視作空有類似法律
形式的權力濫用與言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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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利的申辯
第二個要件的理由建立在第一個要件本身之上－－假如我們不應該以刑法的規格來對此加以處理，
我們同時就也不應該主動地、故意地去作一個會干擾這人的生活的事，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說，只要「便當文還是無罪的」，那麼「蒐證」就是為了「國家的目的」所進行的。既然是
為了「國家的目的」，它就必須按照「國家的手段」。只要公民還是無罪的，它就不應該進行干擾。
而如果他人的蒐證干擾了這人的生活，政府反而應該去設法保護他。
否則，它便是在公然地侵犯公民的權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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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定罪無法被合理化，法務部所下達的這項決定肯定是有爭議的：當他居然要求各地檢署「協調
轄區警方強化網路巡查，以避免攻擊性之言論在網路上流傳」。
這裡，還要請各位公民多注意了。往後只要發生政府用積極、暴力的方式在「避免言論流傳」，或
是用「犯罪的可能性」來威脅你，那已經有用不正當手段在瞄準當前的言論自由進行攻擊的嫌疑了，
屆時，請務必傳播這個「被箝制」的消息，讓大家能幫助你。這或許最多是警察出來警告一下，但
對於所有行政權的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公民都應謹慎，千萬別默認這些行為對當前自由的侵害。
但最令人感到無奈的，還是政府對此加以指示的不明智。這看起來就像是被媒體牽著走，不夠冷靜
而失去了自己的判斷。把「便當文的流傳」當成煞有其事的問題來就行政上專門加以處理，很難讓
人理解到它的意義，甚至還有侵害人權的疑慮。因為就公領域的言論自由市場的原理而言，合理的、
正確的言論就是容易取得領先的地位，在這裡政府有任何介入的必要性嗎？至於合理而正確的「攻
擊性言論」，政府又沒有任何介入的權利（這是言論自由的意義），這樣的命令還有任何意義嗎？
為何要浪費辛苦的警察杯杯的時間呢？他們有更重要、更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譬如可以偷偷打電
話給家人訴說衷曲，說他們已經連續加班好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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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總結來說，我不認為簡單將「便當文的偽造」看成犯罪有其合理性，也認為政府的行政態度和處理
方式其實大有問題、甚至有侵犯人權的疑慮。
其實，便當文就便當文唄，謊言的製造與揭露，一直以來，大家做得還不夠多嗎？
即使撇開「便當文」的定罪問題不談，我也始終不認為「便當文」有多壞、又有多可怕與危險。因
為事實上，在謠言之中，最可怕的不是謊言，而是由真話所惡意地拼湊出來的事實。至少，前者是
可以拆穿的，後者將讓癡迷者永遠堅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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