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來源：TK）
2015年4月3日 20:49
文／張鐵志
幾年前，在新加坡一個高級商場角落的咖啡廳，我訪問新加坡的知名異議人士徐順全。
他在1992年成為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之後多次參與選舉挑戰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也多次挑戰
法律舉辦遊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2001年，他因為批評李光耀和總理吳作棟，被告誹謗，幾
年後被法院判定必須賠償台幣一千萬左右。2006年，他因為「無准証演講」被判有罪，但拒絕
繳罰款而選擇入獄五週。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產，無法參與之後的選舉，也不能出國。
他的小孩在身邊快樂地玩著，光鮮亮麗的商場中的行人開心地購物著，他們不會注意到，在這
個角落坐著一個新加坡的黑暗故事，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訴說的新加坡故事。
李光耀過世後，各種賦予他巨人、傳奇的頭銜不斷在空中飄揚，新加坡的奇蹟故事也不斷地被
訴說。
李光耀確實創造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奇蹟國家，一個奇異的政治經濟體。這個國家從官僚到馬
路都乾淨整潔，政府對人民的「微控制」與高度現代化的背景，常常讓人想起某種科幻電影。
李光耀自己驕傲地認為，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廣泛接受的──很多人相信新加
坡人民和政府之間有著這麼一種社會契約，他們讓渡了某些自由（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
由）來換取一個高度發展的美好社會，而這個社會契約的表現在人民行動黨一直在競爭性選舉
中獲得選民支持。
的確，即使不少人批評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張的亞洲價值，但這些批評常常預設了新加坡
人真的對此種發展模式有共識。但這恐怕是對新加坡的重大誤解。
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認可這個「新加坡模式」嗎？
回顧二次戰後，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是全世界最快速經濟成長的經濟體，而被稱為東亞
四小龍。八十年代，台灣和南韓開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卻仍然維持威權體制。此後這兩個
地方經濟依然成長，然而，他們也恰好是全世界已發展經濟體中最貧富不均的兩個地方。
這是意外的巧合嗎？
李光耀說他最重視人民的生活與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長期維持在國際
公認的0.4的警戒線之上，並已從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年，
更是不斷惡化。顯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過的更好，而且是好的非常非常多。2013年，一個
新組織「新加坡人對抗貧窮」(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 成立呼籲新加坡人重視他們的貧窮
問題。他們說：「我們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窮人。他們是誰？為什麼他們要過那樣的生活？他們
如何生存？我們希望展開一場對話。」
問題是，這個對話為何在過去無法展開？民主體制在理論上會比獨裁體制平等，因為勞工可以
透過組織、透過抗爭、透過選票，去影響制度與政策（雖然現實上金權政治往往抑制了這個勞
工行動的可能）。在新加坡的半威權體制，一方面對表達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打壓，當然讓
體制的受害者無法表達他們的聲音，另方面新加坡雖然有選舉，卻這選舉卻完全表達民意。
這涉及新加坡模式一個比較少人理解的祕密：長期來都有相當一部分民眾對體制不滿，甚至已
經表現在選票上，但是因為選舉制度的扭曲，讓這些選票無效。（時代雜誌在李光耀的訃聞說，
人民行動黨長期大勝，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執政成績，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掌握大多數資
源 – 這是忽視有許多新加坡人其實不滿執政黨，但是因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無法呈現。）
從1980年代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拿到的選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說有三分之一的
民眾是不滿的，但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性， 人民行動黨的席次都超過九成。如1984年，反對
黨新加坡民主黨和工人黨拿到超過百分之三十的選票，卻只獲得國會79個席次中的兩席；且由
於此次選舉對人民行動黨的警訊，他們更修改選舉法律，增加「集選區」，讓反對黨更難選。
1991年人民行動黨得票再創新低，拿到 60.97％.的選票，卻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選，
他們獲得66%的選票，拿到84個總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選，2011年，人民行動黨獲得五十
年來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們只獲得60％的選票，卻仍贏得87議席中的81席，但這個席次已經
是反對黨歷史性的勝利。
一個國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長期對執政黨不滿，很難說這個國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統治
或甚至和人民之間的契約。更何況，這三成多不滿的選票是在反對黨和媒體自由都受到嚴重打壓
的前提下；沒有有力的反對黨和媒體，很難進行更有效的社會組織與動員。（徐順全最了解這個，
因為他付出了很高代價，而他當然不是唯一一個受害者。）在選舉時執政黨還有另一種對選民威
脅：如果某選區選出反對黨，該選區將會獲得較少資源。李光耀在2011年大選前就威脅特定選區，
如果人民行動黨失敗，他們會後悔。更嚴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國家安全法，限制人
民集會結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遭到歷史性的挫敗，部分原因是因為社交媒體的來臨讓反對者有
新的動員與傳播渠道，執政黨也表示他們聽到了這些反對聲音。這幾年他們確實也開始了稅制和
福利改革，顯然，民主競爭確實有助於改革社會不平等。
當李光耀過世後，政府決定將原來唯一合法的示威地點「芳林公園」改成悼念地點，禁止任何示
威行動時，且一個十六歲的青年會因為錄製視頻質疑李光耀而被逮捕時，這只說明這個新加坡模
式的虛假與脆弱 –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其實是強迫建造起來的模式受到任何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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