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奈及利亞旅美作家）

（譯者：林婉婷 Adrienne Lin）

我是一個作家，今天想向各位分享我的幾個故事，以及一個我稱做是「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我在奈及利亞東部的一個大學校園長大，我媽媽說我兩歲就會看書，但我想四歲比較接近事實。

我從小就很看書，那時候我看的是英美的童書。我也很小就開始寫作，大約七歲就開始寫故事，用鉛筆寫故事，
加上蠟筆畫的插圖，成了我媽媽必須要看的東西。而我寫的，正是我所讀的那些故事。

我的角色都是白皮膚，藍眼睛，他們在雪中玩耍，他們吃蘋果，還有，他們常常聊到天氣，說到晴天是多麼的
令人愉悅。

這實在有點奇怪，因為我住在奈及利亞，也沒出國過，我們那裡不下雪，吃的是芒果，也從來不討論天氣，因
為實在沒什麼好說的。

我筆下的角色很常喝薑汁汽水，因為那些英美童書中的角色就是喝薑汁汽水。更別說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薑汁汽
水是什麼了。

而在那之後的幾年，我就非常想試試薑汁汽水的滋味，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從我個人的經驗，我想這證明了我們對事物的印象是多麼容易受故事影響，尤其是小孩子。

因為我小時候所有的讀物書中的角色全是外國人，我自然就相信我寫的故事裡面就該有外國人，也要有一些在
我生活中無法親身體會的事物。

後來，我發現了非洲作家的作品，當時這樣的作品並不多，也不像那些外國書容易取得，但因為有 Chinua
Achebe 和 Camara Laye 這些非洲作家，我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

我了解到，像我這樣的人，巧克力膚色的女孩，頂著爆炸頭而不是綁著馬尾，也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我開始
寫作我熟悉的事物。

我也喜愛我讀的那些英美童書，它們激發了我的想像力，為我開啟新的世界，但這種結果是我認為像我這樣的
人無法出現在文學裡。所以發現這些非洲作家的作品，讓我對於文學不再有單一故事。

我們家是普通的中產階級，我的父親是教授，母親是行政人員，也因此家境還不錯，家裡對有能力請傭人來幫
忙。

我八歲那年，來家裡幫忙的是個男孩，叫做 Fide。

媽媽唯一告訴我們的是他們家非常窮。我媽媽會送蕃薯、米，和一些舊衣服給他們家。如果我的晚餐沒吃完，
我媽會說：「把飯吃完！你不知道 Fide 他們家的人都沒東西吃嗎？」所以我非常可憐 Fide。

一個星期六，我拜訪他們的村落，他媽媽給我看了一個編織精美的籃子，是他哥哥用染色的棕櫚樹葉編成的。

我嚇傻了。我從沒想過他們家的人有能力做出那樣的東西，我所聽到的只有他們多窮，所以我眼中的他們，除
了窮之外我看不到別的。他們的貧窮是我對他們的單一故事。

幾年後，我到美國念大學，我又想起這件事。

當時我19歲，我的美國籍室友被我嚇到了，她問我去哪裡學來這麼標準的英文的。聽到我回答，奈及利亞的
官方語言剛好是英文是，她還一臉疑惑。

她請我放放我的「部落音樂」，結果看到我拿出瑪麗亞凱莉的時候整個大感失望。她想當然地認為我不會用爐
子。我突然意識到，她還沒見過我就已經可憐我了。她對我這個非洲人的預設立場是可憐、好意的憐憫。

我室友對非洲有個單一故事，就是它充滿災難。在這個單一故事裡，容不下非洲與她有任何相似之處，容不下
除了憐憫之外的態度，容不下同是人類則生而平等。

我承認我到美國之前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是非洲人。但在美國，只要提到非洲，大家就會轉向我，也不管我對
像納米比亞的地方一點都不了解。

我雙手擁抱這個新身份，在很多面向我認為自己是非洲人。但聽到大家把非洲當成一個國家時，我還是會有一
點生氣。

最近一次就是在兩天前拉哥斯起飛的班機上，這趟旅行幾乎完美，就差在維京航空的機上廣播說了句：關於
「印度、非洲、和其他國家」的慈善工作。

在美國當了幾年的非洲人之後，我漸漸了解我室友的反應，如果我不是在奈及利亞長大，我所認識的非洲就會
是現在普遍的形象，我也會認為非洲充滿了漂亮的風景、美麗的動物和野蠻人，打著沒意義的仗，死於貧窮與
愛滋，沒有思想，等著好心的白人來拯救我們。

我看待非洲就會像我小時候看待 Fide 家那樣。

這種對於非洲的單一故事，我想是從西方文學開始的。下面是一位英國商人約翰洛克所寫的，他在1561年航行
到西非，並且詳細的記下他的航程。

在形容非洲人為「沒有房子的野獸」之後，他寫道：「他們沒有頭，嘴巴和眼睛長在胸部。」我每次讀完每次
笑。大家一定也很欽佩約翰洛克的想像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寫的東西開始了西方人眼中傳統的非洲印象，一
種次撒哈拉非洲的負面印象，是和他們不同且黑暗的印象。這裡住著一群，我引用詩人羅德雅．吉百齡所寫的：
「半是惡魔，半是人。」

我漸漸了解我美國室友的想法，她的一生一定聽過各種版本的單一故事。

就如有位教授曾告訴我，我的小說描寫的不是「真正的非洲」。我願意承認小說裡有些錯誤的地方，不夠好的
部份，但我很難想像我的小說沒有傳達「真正的非洲」。而事實上我不曉得什麼叫「真正的非洲」。

那位教授說，我書中的角色太像他了。受教育，中產階級。我筆下的角色開車，沒有餓肚子，所以他們不是真
正的非洲人。

但我也要馬上承認我自己對別人也犯過單一故事的錯。

幾年前，我到墨西哥，當時美國的政治情況有點緊張，大家都在吵移民話題，在美國就會常常聽到移民等同於
墨西哥人這一類的話，還有一堆關於墨西哥人的故事，說他們是如何鑽醫療系統的漏洞，從邊境溜進來，在邊
界被逮捕之類的事。

我就記得第一天在瓜達拉哈拉逛街時，看著工作的人們，市場裡有人做西班牙蛋餅，抽菸，大笑。

我記得當時我有一點吃驚，隨後感到非常丟臉，我發現自己完全相信媒體所報導的墨西哥人，以致於他們在我
心中的形象就是卑鄙的移民。我也曾對墨西哥有單一故事。我也實在感到很羞恥。

單一故事的產生就是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一遍又一遍，最後他們就會變成那樣。

講到單一故事就不能不講權力。

我想到權力就會想到伊博語裡的一個字，有關世界上的權力結構的「nkali」，這是個名詞，大概的翻譯是「比
其他人更厲害」。

而就像談到經濟與政治一樣，故事也是建立在「nkali」的原則上。故事如何傳遞，誰來傳遞，什麼時候，多少
次，都是由權力控制的。權力不只能述說故事，還能創造決定性的故事。

巴勒斯坦詩人穆里．巴爾古提曾說：如果你想剝奪一個人的身份，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故事，而且從「第二點」
開頭。

所以講美國印地安人的故事時，先講他們的箭，而不是英國殖民，就會有全然不同的故事。先講非洲各國失敗的
故事，而不是被殖民的部份，就會有全然不同的故事。

我最近到一所大學演講，有個學生告訴我：真是可恥，奈及利亞的男人都很暴力，就像我小說中的父親一樣。我
告訴他，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說，書名是「美國殺人魔」。真是可恥，美國的年輕人都是殺人魔。

當時我實在有一點不悅，我從來沒有因為我讀了一本關於連續殺人魔的小說，我就認為所有美國人都是殺人魔。
當然不是因為我比那個學生好，而是因為美國的文化，經濟地位，所以我對美國有多重故事。我讀 Tyler，
Updike，Steinbeck，Gaitskill 的書，對美國，我沒有單一故事。

幾年前我得知，讀者想看到作者悲慘的童年故事，書才會暢銷，我就開始想要編一些我父母虐待我的故事，但事實
是，我有個快樂的童年，充滿歡笑和愛，與家人很親近。但同時，我祖父死在難民營，我堂弟 Polle 因為沒有足夠
的醫療照顧而去世，我最好的朋友 Okoloma 死於墜機，因為消防車上沒有水可以救火。我生活在高壓統治之下，
政府不重視教育，我父母有時是領不到薪水的。所以在小時候，我看著早餐的果醬消失，接著乳瑪琳消失，再來麵
包我們也負擔不起，然後牛奶定額配給。而最嚴重的是政治恐懼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這些故事造就了我。但如果我堅持只寫這些故事，就簡化了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忽略了同樣造就我的其他故事。

單一故事會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問題就是他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讓一個故事變成了唯一的故事。

當然，非洲充滿苦難，有很嚴重的，像是剛果可怕的強暴事件；有很悲傷的，像是奈及利亞有五千人搶一個職缺。
但也有其他美好的故事，述說它們，也是同等的重要。

我總覺得要完全的了解一個地方或是一個人，但不去了解全部的故事，是不可能的。述說單一故事的後果是人們
的尊嚴被奪去，讓我們看不到人類的平等，只強調我們有多麼不同，而不是我們的相同處。

如果我去墨西哥旅行前，聽過美國和墨西哥雙方的辯論，事情會變得如何？如果我媽媽告訴我們Fide家雖窮，卻
很努力工作呢？如果有家非洲電視台能在各地播報非洲各種不同的故事呢？

奈及利亞作家 Chinua Achebe 稱之為「故事的平衡」。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奈及利亞出版商 Mukta Bakaray 呢？他決然地離開銀行的工作，追逐他的夢想，開了家出
版社，大家普遍認為奈及利亞人不看書，他不同意，他認為人們會讀，肯讀，只要文學不那麼遙不可及。

他出版我第一本小說後不久，我到拉哥斯一家電視台接受採訪，一個工作人員走上來告訴我：「我很喜歡你的書，
但我不喜歡結局。你一定要寫續集，然後要這樣寫……」然後她繼續告訴我續集要怎麼寫。

我感到榮幸而且很感動，一位普通的奈及利亞女人，照理說不會看書，但她不只讀了我的書，還積極參與，覺得
有義務告訴我續集該怎麼寫。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朋友 Fumi Onda 呢？那位勇敢的拉哥斯電視台主持人決定要述說人們寧可遺忘的故事。如
果我室友知道上週拉哥斯醫院的一個心臟手術會如何呢？如果我室友知道當代奈及利亞音樂是融合各種語言的美
妙樂曲，英語、皮欽語、伊博語、約魯巴語、伊喬語，帶點 Jay-Z 和菲拉庫堤的曲風，是從 Bob Marley 到他們
的祖父的風格。

如果我室友聽過一位女律師勇敢地在法庭上挑戰一項荒唐的立法，規定女人要更新護照需要丈夫同意，會如何呢？
如果我室友知道奈萊塢創意的人們利用有限的技術拍攝電影，會如何呢？電影受歡迎的程度正是奈及利亞人自給
自足最佳的例子。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編髮師，有野心的她成立了自己的造型接髮事業，或是聽說過奈及利亞幾百萬人事業數度失
敗還是不放棄的故事呢？

我每次回家都會面對多數奈及利亞人感到不悅的事情：失敗的基礎建設，失敗的政府。但也看到人們在面對這樣
的政府時所展現的韌性，而不是氣餒。

每年暑假我會在拉哥斯開寫作班，看到那麼多申請我感到很驚訝，有這麼多人急著想要寫出他們的故事。

我和我奈及利亞的出版商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叫 Farafina 信託。我們的夢想是建圖書館，整修現有的圖書館，
替公立學校添新書，因為他們的圖書館裡頭沒有書籍。還要開設很多的課程，教人讀書寫字，讓人們說出自己的
故事。

故事很重要。多元的故事很重要。有些故事被用來醜化現實，但故事也可以用來激勵強化人道精神；有些故事能
奪去人們的尊嚴，但有些故事能讓人重拾尊嚴。

美國作家愛麗絲渥克寫了關於她住在南方的親戚搬到北方的故事，她介紹一本書給他們，內容是有關他們所拋下
的南方生活。

「他們圍坐著，看著書，邊聽我說故事，並重拾了心中的樂園。」

我想以這句話作結：

「當我們抗拒單一故事，當我們了解，世上沒有任何地方只有單一個故事時，我們就會重拾心中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