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圖片來源：http://tinyurl.com/mnta6k2）

發布於網誌 - 2013年7月1日 15:34

《經濟學人》：全球性的抗議行動，抗議大進軍

（The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The march of protest）

譯者／Stanley Lee

政治人物們小心了，憤怒的浪潮正在席捲世界各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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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熟悉的面孔出現在這個星期在三大洲的幾十個城市的許多正在發生的抗議中：一個帶著
調皮的笑容和淺薄小鬍子的蓋伊·福克斯面具。這個面具屬於「V怪客」，源自於一本20世紀
80年代的小說，後來成為匿名電腦駭客的象徵。他蔑視政府，與世界各地的人民站在一起。


抗議活動肇因於許多不同的理由。在巴西，人們奮起反抗公車票價提高，在土耳其針對的是
大型建設計畫。在印尼是為了拒絕了油價上漲，在保加利亞是反對政府任用私人。在歐元區，
人們遊行反對緊縮政策，以及「阿拉伯之春」—幾乎已成為反對所有事情的持久性抗議活動。
每個憤怒的抗議都有自己憤怒的路徑。

然而，就像在1848年、1968年和1989年，人們還發現了一個集體的聲音，示威者有很多
共通之處。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中，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示威者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在上升。
他們在民主國家比在獨裁國家更加活躍。他們往往是平凡的中產階級成員，而不是帶著需求
清單的政治遊說團體。他們用混合著狂歡和憤怒的方式譴責腐敗、無效率和對人民傲慢的囂
張氣焰。

沒有人可以知道，如果可能的話，2013年將會如何改變世界？蘇聯帝國在1989時搖搖欲墜
而崩潰了。但是，馬克思認為1848年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波的看法，卻因為資本主義的
蓬勃發展和1968年 ─ 一個感覺暢快而且對性別的改變遠大於政治變革的激進時期，讓人感
到困惑。即使是現在，雖然2013年的萌芽意義已經可以辨認出來。對於那些一直在炒冷飯
的政治人物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線上到街上

技術的進步加快了抗議的節奏。 V怪客的臉通過社交網路的信息傳播，出現在聖保羅和伊斯
坦堡的抗議中，產生模仿效果並製造了時尚流行的感覺（參考本期文章）。每個人都用智慧
型手機在傳播故事，雖然並不總是可靠的。當5月31日警察在伊斯坦堡的紮營區放火，這個
事件立即就出現在推特（Twitter）上。許多土耳其人隨即因為火災的故事被鼓動，加上警
察粗暴的行動造成抗議者死亡，因此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憤慨。即使憑空出現的第一個故事
是錯誤的，也已經成為不斷傳揚的流行事物。

抗議活動不再是由工會或其他壓力團體組織起來，雖然它們曾經扮演這樣的角色。有些是被
無目標的小團體的成員所點燃，就像那些在聖保羅反對油價上漲的人，但消息傳播的如此之
快，以致於原先的核心組織往往被淹沒。自發性抗議活動具有的無限可能性確實會令人感到
陶醉。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無組織的情況也模糊了抗議議程（agenda）。巴西的公車票
價抗議已經成為一個從譴責腐敗的公共服務到一切事物的行動（見本期文章）。在保加利亞，
政府遵照群眾要求重新任命了負責國家安全的官員，但群眾已停止聆聽。

這種來源廣泛又臨時性的行動主義的消失可能就和其出現一樣的快速。這正是2011年西方
國家各大城市的的佔領行動（the Occupy）抗議者的命運。然而，這一次的抗議者卻為深
刻的不滿所支持（fed by deep discontent）。埃及政府正在各個層面遭受災難性的失敗，
抗議群眾已經成為反對黨的替代物。在歐洲，抗爭的是國家如何進行緊縮，每次裁員都會創
造一個新的箭靶 ─最近希臘國家電視台正在引發另一場抗議。有時，就像五月份在瑞典郊區
的騷亂中的年輕移民，以及2011年英國佔領行動中的年輕人，整個群體感到他們從周遭的
繁榮中被排斥出來。瑞典擁有在歐盟之中最高的青年失業人數相對於社會整體失業人數的比
例。許多英國的年輕人因為匱乏的教育資源而有著不樂觀的未來前景。在新興國家中的快速
經濟增長，導致了人們對於他們的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有高度期待。透過經濟繁榮來支付的
服務，使得像巴西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但這一切都正
受到威脅，巴西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正從2010年的7.5％放緩到去年的只有0.9％。印
尼的GDP仍低於5,000美元，普通家庭將痛苦的感受到燃料補貼的消失。

更強烈的力量來自於新興國家中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的政治期望（見本期文章）。印度在去
年年底，因為一名23歲的醫科學生被輪姦，數個城市中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國
家缺乏對於婦女的保護。即使在2011年，更大的抗議活動也曾經席捲全國，中產階級奮起
反對腐敗叢生的政府官員。在土耳其，自1995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人數以每年8％的速度
快速增加。新生的中產階級創造了反對 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力量，他是一個堅持對酒
精和家庭的嚴格控制，抱持宗教保守主義立場的總理。在過去的8年裡爬出貧困的四千萬巴西
人首次能夠參與關於他們的稅收和財政的社會審議。他們想要優質的公共服務，而不是價格
過高的體育館。

布魯塞爾和北京的麻煩

今年的抗議將如何展開？一個黑暗的結論是，如果幾百萬人可以在一天之內瞬間走上街道，
民主做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資源分配的競爭機制，將面臨更嚴格的挑戰。這意味著雖然各
大洲的政治人物到目前為止還能夠輕鬆的下車，但歐元區的夏日還會更熱。（例如，在巴黎
最大的示威活動， "Frigid Barjot" 帶領法國天主教徒企圖阻止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然而，
當公共開支下降的幅度超過了正不斷增長的GDP的5％時，社會的不穩定狀態將會呈倍數增
加並變得更常見。在這一點上，歐洲領導人必須遏止慢性透支的社會福利，並設法解決歐元
的制度性缺陷弱點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安。

令人高興的是，民主體制具有很優越的自我調整能力。當政治人物能夠接受人民對更好生活
的期望 ─ 選票會轉向能夠滿足他們的人，事情就會是可以改變的。印度的反腐敗抗議活動並
沒有導致立即的變革，但他們透過漸進式改革的承諾，改變了國家的議程（見本期文章）。
為了保持她的信用，巴西總統羅塞夫希望進行關於更新政治的全國性辯論。這些都不容易也
無法快速完成。但抗議活動仍可能改變新興國家的民主體制，甚至包括歐盟。

民主體制可能會非常羨慕獨裁體制具有關閉示威的能力。中國已經成功地防止頻繁的地方抗
議行動凝聚成一個全國性的運動。沙烏地阿拉伯使用賄賂讓異議者沈默，俄羅斯則使用罰款
和監禁來威脅。但是，從長遠來看，獨裁者可能會付出更高的代價。使用力量壓制在街頭的
群眾可能會對政府造成致命性的傷害，如同在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政權所發現到的（見本期文
章）；而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在最近這兩年發現到，獨裁體制沒有機制能夠轉化示威者的憤怒。
北京、莫斯科和利雅德的領導人，在觀看發生於2013年的一連串民主抗爭時，應該會感覺
到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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