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來源:http://tinyurl.com/ofetuwm)
文/吳明益
據說1970年代歐美年輕人家裡面的房間,可能會有兩張照片印成的海報。一張是
攝影師阿爾貝托‧柯達 (Alberto Korda) 所拍攝的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肖像,
一張是義大利攝影家阿爾多‧波納西亞 (Aldo Bonasia) 所拍攝的街頭抗議行動。特
別把拍攝者的名字標示出來,是因為這些後來被圖騰化的影像,往往既浪漫又傳
奇地改變了一代人,但這些攝影師卻像戴著面具的游擊隊,無人知曉。
(影像來源:http://tinyurl.com/nlhloyr)
阿爾多‧波納西亞就是這樣一個年輕攝影家,拍下這張照片時他23歲,不曉得他將
以這種方式走進一代年輕人的心靈裡。照片裡有個不知身份,戴著頭盔的人,拿著
一把彈弓,像是要對抗霧中(或是催淚彈煙幕)開來的一輛列車。有些人戲稱這幅
照片可命名為「大衛與歌利亞」。
這當然是一個令人激動的畫面,激動到我們不太可能去追究那是義大利天主教民主
黨和義大利共產黨對抗的街頭,就直接把照片轉化成為年青人以有限資源與力量,
去對抗巨人歌利亞的迷濛畫像。因為這麼一來,就世界通用了。
日前有一位同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談到他很擔心學生過份投入即時的社會議題,
沒有從自己周遭的事做好開始。從大方向來說,這一點都不錯,但事實證明,所謂
的「制度」常常會出現緊急事態,它們往往有賴於一種浪漫的革命情懷去阻擋、促
使它改變。
近日的大埔農地徵收事件與洪仲丘的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它似乎一開始
都是宰制者宣稱在「法治」的狀態下執行的合法事件。大埔農地官方一面拿著「區
段徵收實施辦法」為後盾,也發動民眾表達所謂「多數的意見」。而洪仲丘事件中,
掌權的軍人則以攜帶智慧型手機違反「資訊安全保密規定」,讓自己成為「執法者」
(頂說是執法的過失)。這其中還涉及法治社會裡,一個最珍貴卻可能最黑暗的特
質,我們不妨把它稱為「體制中的自救管道」。大埔民家循著體制的自救管道提出
訴訟,反而引發掌權者想盡快拆屋的壓制性決定;洪仲丘則完全沒機會活著出來運
用「申訴管道」。也就是說,所謂的「正常管道」,常臣服於宰制者的權力之下,
他們往往無視,或暗中堵住這個管道,而仍以執法者自居。
這讓我想起美國作家馮內果 (Kurt Vonnegut) 提過的「虛假的文明」
(an ersatz civilization)。馮內果不相信機械化的社會,更不相信透過戰爭手段的
正義,司法制度的正義,他因此選擇用作品的黑色幽默以對。在〈頂呱呱的早餐〉
這篇小說裡,一個科幻小說家說:「一定要在一個本來沒有道理的世界講道理,
當然使人疲憊。」
追根究柢,讓小說家疲憊的不是法律、體制,而是人性(這隱隱然把小說家自己包
括進去)。人性在面對幾個根本問題上,常會轉向我們平常看不見的黑暗。性、金
錢、權力,迷惑執法者的,不出這三者。
此時無論大埔農地事件或洪仲丘事件,似乎都有人在說,一切得循「體制的管道」
去獲得解答,但幾周下來,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體制的管道往往在社會的壓力下才
出現,否則它似乎永遠是「暗管」。縣長依然可以大剌剌地說,不管溝通結果如何
他都要執行,而軍方第一個處置的,竟是我們都知道並不直接涉及禁閉事件的醫官。
回到我那位從事教育的朋友的問題上,學生該不該投入即時的社會議題?我的回答
會是,難道你真的以為,像我們這樣年紀的既得利益者,會站上第一線拉起彈弓?
當然不。房貸、暫時性的美滿家庭、每月固定撥到戶頭的薪水、以及我們看不見摸
不著卻實際存在的社會位階,都隱隱地阻止我們不會真的放手去幹這些事。而實際
情況是,光靠四戶人家或洪仲丘一家,無論如何都打通不了那條黑暗的「申訴管道」。
能讓歌利亞受挫的就是年輕、莽撞的大衛,更重要的是,台灣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
大衛,此刻有此刻的大衛。我們年輕時的浪漫時期都曾夢想過是那個抵抗體制的反
叛者,日後確實有些人變成火車,但新的拉弓者會出現。或許有人會認為過去的浪
漫並沒有阻止世界什麼,我可不那麼想。
他們至少成了一張海報,一張讓下一代站在前面,就會決意過度勇敢地拿了把彈弓,
對抗那輛從迷霧中開來的體制列車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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