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影像來源：TK）

2015-11-05

文／bucee

（三聯生活周刊 15年第45期）


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及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麽會減少》

人們對過往的那種「迷人的亂世」常常抱有一種浪漫化的想象，但如果真能穿越回過去，
絕大多數人只怕很快就寧願逃回現代社會。別的不說，在那些年代，暴力和死亡是生活
中的家常便飯——就算你喜歡驚險刺激，畢竟也不必冒著生命危險去體會吧。


的確，現代社會與過往時代相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暴力的衰落，雖然媒體報道中充斥
著各種暴力衝突的壞消息，但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這不僅是說集
體暴力的減少（至少在朝鮮戰爭以後，大國之間幾乎未再爆發武裝衝突），還伴隨著社
會生活中包括謀殺、虐待、家暴、強奸、搶劫、鬥毆等各種暴力活動的衰落。雖然每個
國族都宣稱自己熱愛和平，但「和平」卻並非那麽理所當然，亨利·梅因爵士在一個半世紀
前就說過：「戰爭看起來同人類一樣古老，而和平是一個現代的發明。」顯然，這並不是
因為我們比自己的祖先變得更善良了。這個現象需要一個解釋。

斯蒂芬·平克給出的回答是：這是一系列趨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他所說的「平靖
過程」、文明的進程、人道主義革命、「二戰」後的長期和平、武裝沖突越來越節制的「新
和平」，以及戰後的「權利革命」。除了這些歷史進程中推動的變化之外，他著重分析了
導致暴力的五種心理系統（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意識形態），
認為這些都已在當代得到控制或反思，因為「暴力行為的下降，與對暴力的容忍和頌揚的
減少並行一致，人們態度的變化通常起著先導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他其實是把暴力衰
落的歷史看作一場人性自身內部善惡決戰的結果。最後，在這一心靈史樂觀的線性進化
頂點，「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引導我們走向合作與和平。

不難看出，在他的理解中，人們之所以放棄暴力，說到底是因為種種因素最初影響到了
人的心理，使他們從內心深處覺得暴力可恥、殘忍、荒謬、不可取、得不償失或無利可
圖。他看來假定了人性（至少主要）是善良的，因而只要自身的認識發生變化，就會通
過理性計算和自我思考走向更可取的生活形態。因此，他十分關注那種綿延數世紀的社
會、文化與心理的變遷，但對國家政治並無好感，然而在我看來，這可能正是他遺漏的
關鍵因素。

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無疑都是對的，但至少在近現代時期，社會生活中的暴力之所以大
幅度衰退，那與其說是我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被激發了出來，倒不如說是「人性中的
邪惡天使」被禁止了——雖說談不上相信「人性本惡」，但我寧可對其中惡的一面保持警
惕。一個不可忽視的強大因素是：社會中個體暴力的減少，正是因為暴力被國家所壟
斷了。在早熟的中國政治中，商鞅變法時就立法禁民私鬥，以達到「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鬥」的目的。近代以來的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這一過程：一方面國
家建立起一支堅決的警察力量，全面禁止個人決鬥等社會風氣並打擊搶劫、謀殺、鬥毆
等破壞性社會暴力活動；另一方面又正由於國家壟斷了暴力，在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的
驅動下，國家間的集體暴力又推向新的高峰。與斯蒂芬·平克所描繪的那種線性進化的
樂觀主義不同，在我看來其中包含著相互矛盾的趨勢。

國家力量和法律的外在約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暴力本身往往是社會無政府狀態的結
果。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戰亂時期之所以暴力泛濫，通常正是由於國家失去了對暴
力的壟斷，執法力量和社會秩序都蕩然無存，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人人各自為戰，
朝不保夕。說到底，國家間戰爭之所以經久不衰，原因也在於國際秩序本質上是一種
無政府狀態——理論上，國家本身就是最高權力主體，沒有其他實體能淩駕於其主權
之上，這也是「二戰」後為何要建立聯合國這一組織的目的。但聯合國本身卻並沒有
「執法力量」，最多只能通過決議案來進行政治勸誡，試想想，如果一個社會沒有警察，
每個人都覺得可以任憑自己的想法行事，而殺人犯法後最後被不痛不癢地勸告幾句，
那是什麽景象？——國際政治一貫以來正是如此。

這樣說來，就有點悖論的味道：暴力的減少，竟有賴於某種以暴力威懾的更高力量存
在。所謂「嚴刑峻法」不一定總是對的（至少許多國家已廢除死刑），但它的確會增加
犯罪成本，使鋌而走險的暴力看起來無利可圖；即便就戰爭這種典型的集體暴力而言，
一如《暴力的衰落》一書所分析的，在如今也已顯得不再是可取的政治手段，因為它
的代價太大，以至於「那些想要拋頭顱灑熱血的人，不管出於什麽理由，現在被視為
罪人、狂人或瘋子，而不是理想主義者、英雄或救世主」。

說實話，我們很難設想，如果不是國家立法嚴厲禁止和打擊，僅靠社會輿論嘲諷，像
決鬥這樣的風俗能迅速走向衰敗。社會變遷往往是相當緩慢的，但一旦形成後則會對
生活在其中的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加迪斯曾註意到，
由於「二戰」的殘酷鬥爭和斯大林的統治，蘇聯人民「是在一種現代史上少有的殘忍的
文化中長大的。本身受到殘忍對待的他們，許多人都不會覺得殘忍對待他人有什麽不
對」。在許多文化中，暴力甚至是一種男性氣概的表現，涉及榮譽，像「二戰」後葉門
南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部落社會中，成年男子相互射擊幾乎是一項全民性體育運動。
暴力本身也存在某種「破窗效應」，這意味著要減少暴力，必須改造、整頓整個社會秩
序，或維持住某個和平局面，而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那或許首先意味著建立國家
秩序。

在當下，暴力最為嚴重的社會，往往正是那些尚未完成現代化進程的社會，它們共享
某些特徵：國家無法依靠警察力量來控制社會自發的暴力行為；暴力作為榮譽或獲利的
工具，仍有較高的回報，有時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因為缺乏法律與公正；社會年齡
結構相當年輕，人均可預期壽命不長，而年輕人比例較高的社會往往更趨於暴力，步
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則和平得多，這並非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暴力的減少」與其
說是一個世界性趨勢，倒不如說是在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發生的地方性現象。

當下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所謂「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它們中的絕大多數（無
論是跨國公司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是社會力量的體現，並進一步激發著社會活力。但
毫無疑問，像黑社會、「基地」組織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則挑戰、瓦解甚至接管了一部
分國家權力，如果在國家權力崩潰的環境中則更是如此，它們不僅打破了國家對暴力
的壟斷，還會進一步加劇暴力泛濫的無政府狀態。這些社會往往被稱為「失敗國家」，
但它們其實只是未完成現代化進程的國家。與其說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開啟了和平
進程，不如說它是現代國家所開啟的和平進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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