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

副標題：重啟改革議程  作者：吳敬璉、馬國川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2-12

內容簡介——

　　十八大以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即將啟動新一輪改革。在社會各界呼籲改革的熱烈氛圍
裡，北京三聯書店推出了吳敬璉先生與財經雜誌社主筆馬國川合著的新書《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
發出了重啟改革的最強音。

　　本書直面當下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回顧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艱難歷程，剖析了當前中國問題的深
刻原因，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本書全面反映了吳敬璉對中國改革的深入思考，在他看來，」
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真實地、而
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到民主法治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
轉型。」

　　1991年，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夕，吳敬璉先生出版《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呼籲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九十年代改革的先聲。在新的歷史階段，改革如箭在弦上，呼籲重啟改革議
程的《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將有力地推動改革進程，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前言

　　1998年在紀念中國改革20週年的時候，我曾經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的那段著名的話來
描繪當時「兩頭冒尖」的經濟和社會景況：「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
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
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兩頭冒尖」的狀況卻似乎愈演愈烈。

　　從一方面看，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三級跳：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
國家成長為低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進入高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
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於人口眾多，體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務中的分量也變得舉足輕重，
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國際新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圖景卻遠不是那樣美妙亮麗。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
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
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且不說現行的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
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幹預的「原
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來，多
方面的改革出現停頓甚至倒退的情況下，不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使經濟活動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
件受到威脅、愈來愈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來維持GDP的增長，促使資產泡沫形成和資產負債表杠
桿化等舊的疾患未除，而且腐敗活動愈益猖獗，侵入社會機體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使社會
矛盾趨於激化，社會穩定面臨破裂潰散的危險。

　　對於這種兩極共生現象的存在，多數人都是承認的。但是，對於為什麽發生這樣的現象以及出
路何在，卻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種先被叫做「北京共識」，後來以「中國模式論」聞名的觀點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是：中國能
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具有一個以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強力管控為基
本特征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種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力地貫徹國家意誌，因而能夠創
造北京奧運、高鐵建設和一些地區GDP連續兩位數的增長等「奇跡」。而且由於它能夠在全球金融
危機的狂潮中繼續保持GDP的高速度增長，為世界市場提供了支持，更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各國的
楷模。

　　至於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亂象，在這種觀點看來，卻是政府的掌控還不夠全面有力，「舉國體
制」的執行還不夠堅決徹底，因而市場自發力量還能夠幹擾國家意誌的貫徹。由此得出的結論，自
然就是應當進一步擴大政府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和進一步強化這種強政
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支持GDP高速度增長的發展模式。

　　我們的看法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

　　只要對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前30年和後30年的情況做一番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
模式論」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獲得良好成績原因所作的解讀，是完全無法令人信服的。如
果說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強力管控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那麽，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中國
擁有一個較之如今更為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麽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
難，經歷了一次大饑荒就奪去了成千萬人生命的人間慘劇？相反，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後30年和始終
未能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的前30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我們進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謂「榨取體制」
（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開放市場為前提的所謂「包容性體制」
（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開始出現。

　　30多年來，雖然各個領域改革的推進程度並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在
一些重要領域保持未動，但這一輪改革畢竟使一個也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局部地建立起
來。

　　市場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為落後制度所束縛壓制的生產力，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具體
地表現為：第一，改革為民間創業開拓了活動空間，使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積
極性噴薄而出。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湧現了3000多萬戶的民間企業。它們乃是中國出人意料的
發展最基礎的推動力量。第二，市場的開放和民間創業活動的活躍，使大量原來無法流動的勞動，
土地等生產要素能夠從效率較低的經濟活動流向效率較高的經濟活動。生產要素大量向相對高效部
門的轉移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第三，對外開放
政策的成功執行，使中國能夠利用發達國家儲蓄率過低、投資缺口過大造成的機會，擴大出口，用
國際市場的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從需求方面支持了產出的高速度增長。第四，實行對外開放
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資本投資還沒有發揮作用、自主創新活動還沒有開展起來的條件下，
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裝備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在應用層面上迅速縮小了中國與先進國家之間在
過去幾百年積累起來的巨大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正是由於中國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20世紀末
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造成的。

　　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
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經濟活動總量中並
不占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commanding heights），國有企業在石油、電
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
資源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
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
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幹預。

　　制度缺陷造成了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稱經濟發展
方式轉型遲遲不能實現，而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變得愈來愈嚴峻。
第二，權力對於經濟活動的廣泛幹預造成了普遍的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不可扼制地蔓延開來，深
入到黨政組織的肌體之中。

　　這一切足以說明，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長的真正秘密所在。改革和
一切社會演變相同，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不能將市場化的改革繼續向前推進，不但舊體
制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痼疾得不到消除，在經濟效率由於前面講到的
生產結構變化和「適應性創新」而有所提高以後，隨著城市化進入後期和中國產業技術水平與外國
產業技術水平之間落差的大幅度縮小，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長的來源，原有的生產率提
高的勢頭也無法保持。這樣，中國就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特別嚴重的是，由於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頓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的「半
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

　　事實上，這種「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一旦建立，就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或者是政
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
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
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幹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
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的條件下，由於從尋租活動取得巨大利
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輿論工具竭力把社會拉向極「右」的方向。如果沒有力
量阻斷這種進程，國家資本主義十有八九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或所謂「封建
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值得警惕的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極「右」發展，也可能引發打著激
進革命旗幟的極「左」力量的興起。極「左」往往是對極「右」的懲罰。在當今的中國，如果不能
采取果斷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來制止權貴對國庫和各階層人民的掠奪，紓緩社會矛盾，就有可能
發生顧準所說「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而某些梟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這種情勢，用「打土
豪、分田地」一類+極端「革命」的口號，誤導深受權貴壓榨因而熱切希望獲得公平正義的大眾，
把他們引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歧途，使建設現代中國的進程遭到中斷。

　　由以上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
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真實地、而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
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到民主法治模式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轉型。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需要一切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人們共同切
磋，探求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解答。我們希望在本書中通過兩人之間的對話，展現我們對中
國經濟和社會現實的觀察結論，陳述我們探求中國如何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所得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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