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篇] 停格的台灣，與王文霞們。－The Chosen

新國家運動

（圖片來源：http://tinyurl.com/opw4srx）

仍然停格的台灣

文／呂東熹

也許年紀大了，容易感傷，也很輕易掉淚，16日下午參加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二任會長
楊汝椿的公祭，晚上去新聞界退休同業「林美如啤酒館」和「老屁股酒館」，連喝兩攤，
這是四個月以來，第一次在外喝酒，深夜回家，讀了FB，看了前室友徐玫怡（知名的
《交換日記》作者）有關鄭南榕自焚當天的回憶，卻哭了一場。

1990年左右，採訪聊天之餘，台北地檢署一名善於易術的主任檢察官，幫我卜了一卦說，
晚年，我很容易傷懷掉淚，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真假。因為我寧可像我一位大學同學，
那樣的早熟、那樣的浪漫。

那一年，在世新選修的「思想自由史」，大教室裡，滿滿的學生，一同上課的，還有
「恰似你的溫柔」詞曲作者梁弘志，但我沒有崇拜他，反倒是被我一位同班同學感動。
當年的老師，是被國民黨迫害，無處容身，而被世新專校創辦人成舍我收容的一位教授，
當年我們並不知這樣因緣，只是被他上課的內容吸引、感動。

有一天上課，他談起了他的老師，新儒家學者徐復觀病逝的消息，老師談他的治學與
思想啟蒙的生命歷程，同堂的張姓同學激動痛哭，從教室奔了出去，而我們，一群渾
渾噩噩，不知所以的同學，完全不知發生何事，老師只說一句話︰「哪個同學跟他比
較熟，出去安慰他一下。」

在戒嚴、思想控制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其實是個陌生而奢侈的想望，
1985-1988年解嚴前後，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剛退伍，我進入一個自由、毫無拘束
的媒體《自立晚報》，親身見證一個歷史洪流與彩霞並放的年代，那是一個最為風光，
也最為悲嗆的記者年代。我們一方面參與了歷史，卻也體驗了一個無理、無奈，又感
動的光明進程。

在剛解除戒嚴的年代裡，所謂的叛亂案，卻仍層出不窮，「鄭南榕自焚事件」只是其
中一件，而他，只不過在《自由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旅日學者許世楷的《台灣共
和國憲法草案》，就被警備總部依叛亂罪嫌傳訊偵辦，鄭南榕因為自認這是言論自由
層次，而且是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因此拒絕出庭應訊，並將自己等同「自囚」一樣，
把自己關在在雜誌社裡，聲言︰若警方強行逮捕，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
1989年4月7日凌晨，警方強行攻堅，鄭南榕果然以身殉道，為台灣當局控制言論與
新聞自由，做了最嚴厲的控訴，也為台灣新聞自由做了最佳典範。

因為年代久遠，但我依稀記得，4月7日的凌晨1點半，我剛跟鄭南榕通完電話，天剛
亮沒多久就接到鄭南榕自焚的消息。我趕到民權東路的時候，警方已封了現場，看著
樓上汨汨流下的消防水柱，我的眼淚也不自覺地串流不停。我想著，是什麼樣的意念，
可以讓一個人，寧願犧牲性命去對抗？

我想著學生時代「思想自由史」的課程，在沒有思想自由年代，上著「思想自由」的
課程，澎湃有餘，感動不足，直到鄭南榕的自焚，才真真實實體驗了這樣的感動與不
忍。

沒想到，事隔25年，「鄭南榕自焚」殉道，卻被成大歷史教授說成「像伊斯蘭教的炸
彈客」，歷史，像卡帶迴轉回來，卻是刺耳難奈，民主前進，思想仍停留在蔣家的漩
渦裡無法自拔。而發言的，卻是國立大學歷史學者，是要感慨台灣教育的無知，還是
無奈的愚民教育成功？

我的朋友，也是學妹徐玫怡，她遠在法國，寫下當年我已忘記的一段記憶，同時也提
到了台灣內部對民主價值的冷感與雙重標準。

徐玫怡︰我的歷史時刻回顧（1989年，4月7日）

「我在滾石唱片 Landy 辦公室裡打電話，在樓上像閣樓一樣的那間。（不知為何當
時在那裏打電話？）

我，歡樂的（綁著馬尾的23歲的我）：「東熹，你在幹嘛？我跟你講喔.......。」當時
合租公寓的記者室友東熹：「嗚...（哽咽）我不能跟你講話。鄭南榕自焚了，鄭南榕
死了，我現在要趕過去...（哽咽，突然掛掉電話）」

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鄭南榕是誰？只感覺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而我干擾了記
者室友的工作時間。

但很快的我馬上知道鄭南榕為何犧牲，而且立即覺得羞愧。

當時傻呆的我，不知世事天真單純，並不很懂國家體制對人民思想上的控制，也不知
道有人，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思想的開放，而自我拘禁然後自焚。我竟完全不知不懂。

當然整個公司裡，我應該是第一個知道的，因為我剛好在那個自焚的時刻打了電話。
而且隔天、隔隔天、隔隔隔天，整個公司也都沒有人討論。

而同年，相差兩個月，六四天安門事件，整個公司沸騰，做了歌譜了曲，出了專輯。」

看著朋友的留言，才知道，25年前的台灣，還停格著。

來源：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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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自鄭南榕－Facebook 粉絲專頁）

我父親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對生活充滿熱情。
溫柔，不斥責小孩。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喜歡推理小說、黑咖啡。
我們會一起到家裡附近咖啡廳吃有太陽蛋跟火腿的早餐。
一起分享每期新出的小叮噹，討論這次小叮噹口袋又有什麼新道具。
一起到租書店選擇今天要看哪本赤川次郎小說。
一起在台北巷弄散步回家。
記憶所及，我們總開心的做每件事，有著隨處可見的日常幸福。
對我來說，他不是英雄或神。他只是我父親，
曾是一個九歲孩子心裡如太陽般溫暖喜愛的父親。
他未告訴我處理人生挑戰的方法，但他告訴我要懂得獨立思考、自己判斷。

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島，必須相互理解才可能有更美好的將來。
將政治面向排除於生活之外、排除於歷史之外，正是最政治的表現。
不論成大廣場叫什麼名稱或沒有名稱，過程中展現何種素養，是每個人的自我挑戰。

在此邀請成功大學歷史系王文霞教授等成大校務會議委員、
其他歷史學者、教育工作者、有興趣參與的大眾，參觀鄭南榕紀念館。
一同對鄭南榕的歷史定位、教育與尊重生命、
「年輕人如何面對人生各種磨難和挑戰困境」等議題，
在沒有時間限制下，清楚完整表達意見。

生命可貴，絕不應輕言放棄。我父親也是如此。
感謝所有為民主奉獻之人。

註: 本人鄭竹梅，鄭南榕的女兒，
至今日未就成大廣場命名爭議事件接受過任何媒體採訪。請聯合報予以更正，謝謝。

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nylon407/posts/10151892748693443

Jan 16, 2014

【時事想想】台灣學術界是否仍在迴避鄭南榕  

文／廖千瑤

在我國大學的學術界裡頭，或許還是有些老師在內心深處深深佩服鄭南榕先生的過往
點滴。當我們把眼光放回那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年代時，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批評蔣
氏父子的暴政、筆伐一黨專政的禍害，還是鼓吹組織反對黨、勇敢宣揚台灣應該獨立，
鄭南榕先生無役不與。他個人以犧牲生命實踐了對民主自由的堅持，令人動容再三。
照理說，隨著台灣民主的緩慢前進與成長，鄭南榕先生的事蹟應該越來越清晰才對。
但是，很遺憾地，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不僅有關鄭南榕先生的研究起步甚晚，現在
的台灣人民似乎也對那個爭取民主的年代興趣缺缺，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我們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缺乏對民主與自由的真正堅持，以致於出現了莫大的道德破
口。該肯定的不肯定，該檢討的不檢討，這些現象如今充斥在台灣的每個角落。一個
擁有眾多來路不明財產的政治團體，居然出現了高舉清廉旗號、發明「大水庫理論」
的政治明星；昔日站在民主前進的對立面的黨國人物，之後居然數次投入民主選舉，
更不惜以下跪來證明自己是台灣難得的親民官員；逼死鄭南榕的前黨國總統，後來變
成台獨精神領袖，連當年拘捕鄭南榕的刑事組組長都可能會參選新北市長了—如果這
不是荒謬，什麼才是荒謬？孔丘生於今日台灣，肯定也要嘆息惡紫奪朱。鄭南榕對台
灣民主自由的貢獻是那麼明顯的事實，對他的應有肯定竟然被窄化為只是個別政治訴
求下的史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這個現象我們不必覺得太奇怪，因為這是台灣人—或者讓我更大膽地說，我更願意
針對台灣學術界的高層—長期普遍對這塊土地的歷史採取鄉愿與漠視的態度所造成的。

其實鄭南榕並不特別，他就跟許多古往今來為了理想捐軀的志士仁人一樣，例如譚嗣
同。戊戌政變後，不少人一直勸譚嗣同趕快離開北京，但是譚嗣同始終不肯，最終留
下膾炙人口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曾說道：「今
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當
然可以逃，但他更願意以他的死來加速中國變法事業的進展。同樣地，鄭南榕當然可
以不必死，鄭南榕當日倘若被警察拘捕、坐牢，出獄後仍然一樣是條好漢。但他更願
意死—他更願意用他的死，來加速喚醒國人對自身前途的覺悟。

有人把鄭南榕視為恐怖份子，這個現象恰恰透露出大部分台灣中產階級的歷史素養嚴
重不足。恐怖份子之所以是恐怖份子，在於他們傷害了無辜的平民。同盟會烈士溫生
才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一樣被視為烈士，並不被視為恐怖份子。倘若當日溫生才持
槍掃射殺死無辜平民，自然得不到烈士的評價。如今鄭南榕選擇用自焚這一種只傷害
自己身體、絕對不去傷害其他人性命的抗議方式，更顯出他對和平的堅持。倘若把鄭
南榕視為恐怖份子的標準是對的，那中華民國建國之前革命黨那些可歌可泣的義行恐
怕都要重新評價了，不是嗎？  

也就是因為鄭南榕的所作所為實在太光明磊落了，以致於狠狠照亮了那些至今站在講
台前但是心態永遠跟不上時代的師長的不足之處。我猜想當他們聽到現任台北市長的
父親說出「如果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這種話的時候，恐怕在心
中都不禁拍手叫好，因為總算有人替他們這些所謂的知識份子這些年來始終如一的無
所作為在倫理學上解套了。

只是筆者行文至此，還是有點疑惑，那位發言質疑鄭南榕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貢獻的歷
史系師長，是台灣研究英國勞工史的專家，理應明白弱者向強者爭取政治權利的過程
中，很可能發生流血甚至犧牲性命的事。當時英國的禁止結社法是那麼無情地壓制了
工會的活動，這段史實這位師長是知道的。鄭南榕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貢獻中，恰恰有
一項就是對結社自由的爭取。如果這位師長願意好好認識鄭南榕的過往，或許她會明
白，成大師長高層難容南榕是一件在歷史上多麼荒謬的事。

就在這些心態永遠跟不上時代的師長的帶領下，在校長的黑色幽默中，成大校務會議
通過取消新廣場命名活動。這看似中立，其實鄉愿如故。該肯定的繼續不肯定，該檢
討的繼續不檢討，所以成功大學將繼續紀念鄭成功，成功大學的中正堂也將繼續緬懷
蔣中正，至於那棵南方的大榕樹，想必已經成為這些師長心中心驚膽跳的恐怖地標，
連上臉書打個卡都怕怕的吧。  

來源：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656

2014年01月17日

焦點評論：王文霞做了什麼示範

文／李峙皞（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王文霞教授於成大校務會議將鄭南榕先生比為「伊斯蘭炸彈客」之說，引起輿論譁然。
且不論其所涉及的文化歧視，王教授對於民主運動與精神的論述本身便已問題重重，在
在示範了她所謂的「台灣歷史、公民教育的失敗」。

首先，關於民主運動的歷史解釋，王教授表示，鄭南榕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並不重要，因
為有更多人在此過程中帶來「實質」的成果。然而，在民主的過程中，喚起社會意識的
重要性本不亞於體制的改革。以王教授的專業領域「英國女權運動史」為例，1999年
《時代》雜誌將英國女權運動激進領袖 Emmeline Pankhurst 評為20世紀百大人物之
一，這不是因為她從事了多少實質的民主改革，而是因為她採取極端的暴力、絕食抗爭，
激起社會對於女權問題的討論與共鳴。這不正是鄭南榕先生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扮演的角
色？他當時引起社會對於言論自由的關注，乃至今日成大校方的恐慌，已充分證明他的
貢獻！

抹煞心血逃避問題

其次，王教授表示，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尊重生命，暴力或自殺是「逃避問題」、「完
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然而，翻開西方民主運動史，哪一頁不充斥暴力與犧牲？有
多少權利不是用生命與血汗換來的？英國如是，台灣經驗亦然。在我看來，抹煞前人的
心血，以和平理性粉飾鬥爭的本質，才是所謂「逃避問題」。民主教育正是教人正視：
政治自由必須靠自己爭取維護，別指望既得利益者有良心發現的一天。若說民主之精神
在於尊重生命，也是因為人可以此追求理想；鄭南榕先生為其理想而犧牲，旁人可為其
惋惜，但指其不尊重生命，也未免太不明所以了。

要批評教育體系的失敗、要高談民主精神是很方便的，問題是，批評者又做了怎樣的示
範？希望成大的教授們能拿出道德勇氣與民主素養，尊重學生的民主決議，才不枉台灣
社會對知識份子僅存的些許敬意。

來源：http://tinyurl.com/qj766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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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的路、我們的課題、台灣史的未來

文／周婉窈

李敏勇先生邀請我來參加本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起初我是有所猶疑的，我說，我
並不認識鄭南榕，誰和誰真正認識他。李先生說，他已經邀請幾位熟識他的人士，他希
望我能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我想一想，好像也還可以，於是就答應了。宣傳海報上派給
我的題目是「從歷史的面向看鄭南榕其人其事」，不過，我最後的題目如上。歷史無法
給固定下來，它和過去、現在、未來往往處於一種交互作用的浮動關係，在台灣戰後近
六十八年的今天，我們無法不墮入沈思：鄭南榕選擇的路，何以還是充滿荊棘？我們要
如何往前走？

說我不認識鄭南榕，不完全準確。我在讀碩士班時，其實見過鄭南榕，應該就是一九八Ｏ
年年底周清玉女士代夫（姚嘉文）出征競選國民大會代表的時候吧。當時在政見發表會
的會場，有一位年輕人，穿著背心，上面寫著「選舉無罪」四個大字，在人群中穿梭，
非常醒目。友人說：那是鄭南榕。當時他並不在「黨外」的圈子內，但好像大家都知道
他。就這樣，鄭南榕獨特而孤單的身影就留在我的腦海中。不久後我出國求學，後來因
為我先生的工作，遷居加拿大溫哥華。一九八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和我先生參加台
灣同鄉會的活動，突然間，有人以很嚴肅的聲音宣布「鄭南榕先生自焚過世了」，頓時
會場氣氛變得很凝重哀淒，大家站起來為他默哀。這是在那個時點為止，我對鄭南榕的
認識，也可以說其實是不認識的──要真正認識鄭南榕，必得認識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的台灣。

我從一九八一年出國求學，一直要到一九九四年才返回台灣定居。在台灣從解嚴到刑法
第一百條修正，台灣享有思想自由為止，這是政治社會運動最激烈、最昂揚的五年
（1987-1992），我都錯過了。我對鄭南榕、詹益樺的認識，都是回國以後自己補課，
慢慢有個了解。二二八、白色恐怖也是如此。最近讀《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
家鄭南榕》（台北：書林，2013），凝視解嚴後前後三年的政治運動照片，深受感動，
但感觸也很深。個人錯過一個昂揚、壯烈的時代，不足惜，因為那只是個人沒有那個因
緣；重要的是，我們曾有過那樣的一個時代！曾經有一位多數人不認識的跑船的年輕人，
詹益樺，他在鄭南榕的送葬行列行進中自焚，才三十二歲，他生前寫道：「鄭南榕是一
個美好而偉大的種子，而我也想當一個美好而偉大的種子。」「人民有權革命罪惡政權，
必要時，以人最高情操『解決自己生命』對抗他。」前一句讓我們反省：為何我們沒讓
種子長出應該長出的東西；後一句讓我們想起圖博（西藏）人自二ＯＯ九年以來已經超
過一百人自焚了。

去年一位新聞系的老師很感慨，跟我說：竟然有新聞系學生不知道鄭南榕是誰！我們的
新聞自由是怎麼來的？！二ＯＯ八年解嚴後第二次政黨輪替，由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其
後很多指標都顯示：台灣的自由度不斷在減縮，威權時代的許多現象都重新彈回來。這
個情況讓我們警覺到台灣社會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正在退轉中，也讓我們不得不面對
「威權體制舊勢力正在反撲」的嚴重問題。我們不得不問：何以威權舊勢力可以這麼輕
易就反撲？對此，我們該怎麼辦？

以下我想從「歷史情境的掌握」來提供一個理解戰後台灣歷史的角度，透過這樣的理解，
或許我們更能掌握鄭南榕等人的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並且了解我們的路何以這麼艱辛，
思考未來怎麼走。

「歷史情境」不是很容易掌握的，牽涉到很多層面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我越研究
歷史，越感覺到歷史很難。我們將所有文獻都看過了，條列出各式各樣的因果關係，真
的就了解歷史了嗎？我認為，最難的還在於如何設身處地地去體會當事人／人群所面對
的「情境」，並了解這是正在成長和以同樣速度正在老去的社群全體所一起歷經的時間，
而在這時間框架內是有實質內容的。這種掌握要求神入（empathy），也同時要求鳥瞰
式的、加入時間深度的全觀點。

我之所以會提出「歷史情境之掌握」，乃是因為在研究霧社事件的過程中，我發現殖民
政府的理蕃政策以及激發事件的直接原因，無法讓我們貼近當事人／人群在大變動後所
面對的情境。舉例來說，一般推測莫那魯道死時四十八歲，他的部族在他二十四歲時歸
順，之後到事件發生剛好也是二十四年，在這段期間他處於怎樣的情境？他的部落／部
族在他二十四歲前擁有什麼？之後喪失了什麼？如果有所喪失，那是每天都在進行的流
失──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看得到的具體流失。用抽象語言來說：部落／部族在歸順（服從
日本、接受統治）之後，不只喪失政治權，同時也喪失文化權和教養子女的教育權，部
落社會並且還承受前所未有的階層化過程；事件之後，起事族人在歷史上失語，徹底喪
失話語權。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大變動。我認為，二二八之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也是如
此。

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二二八之後的台灣社會？事件後不久，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
撤退來台，帶來了一群為數眾多的人群，光是人口本身就是很大的衝擊，但對島嶼的衝
擊，更在於：這發生在二二八之後，也就是當這個島嶼剛經過軍警肅清、血洗，大批領
導者、青年、學生和市民死亡，人們嚇破膽，不敢反抗的時候。二二八是禁忌，在地人
不能談；新來者對此無知，如果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共產黨+台獨），不只不會給
予任何同情，更要加入譴責行列了。不只是二二八這個事件，他們所追隨的政府在教育
上、社教上把台灣人的歷史給徹底切除掉。一邊被迫噤聲，一邊完全無知。

外來人群在別人有過去、有創傷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生
態環境（habitat）。讓我們試著想像：你是追隨黨政軍來台的平民，你住進一個社群，
你對在地人的巨大創傷毫無了解（你也有你的悲慘遭遇，但那是可以大談特談的；六十
年後你的子女還可以大江大海地談），你不用學他們的語言，不用知道他們的過去，卻
可以用仇日的眼光厭惡、指責他們的「日本性」；然後，他們的子女和你的子女在學校
學習中華民族的歷史、講國語、學習寫反攻大陸的作文。這一切在新來者的你，都是這
麼理所當然。但是，讓我們換個立場想像：你是在地青年，看著大量本地菁英突然消失，
甚至看過他們被公然槍斃，而你因為躲到山區才逃過一劫，然後，在心還淌血的時候，
你被迫徹底沈默，你的子女在學校被教導一套和這個島嶼完全脫鉤的歷史，他們不要跟
你講「低俗的」母語，他們每上一天學，就離鄉土更遠一步，就離島嶼更遠一步，直到
完全和你疏離。這一切對你的子女來說，也都這麼理所當然。

新來者對本地歷史和創傷徹底無知，不是他們的過錯，但無形中幫助了獨裁者對在地人
的壓迫，卻是事實。以中華民國為名的這個黨國，更將島嶼打造成因戰敗而失去的國土
的縮影！全中國城市沒有比台北市更中國，瞧，這裡是杭州南街，這是迪化街，這是潮
州街，這裡又是長春街！在這同時，在地人的記憶就被抹消、置換了。獨裁者蔣介石從
陽台一望，就是祝福他長年百壽的「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全台灣以「中正」
命名的道路更是數不完，他的銅像到處立。中文說這是「為生人立祠」──在一個人活著
的時候，拜他如拜神一樣。在肅清過的土地，中國國民黨將這個島嶼黨國化、強人神格
化。一位出生於一九一七年的老前輩，感嘆說：日本天皇都沒比蔣介石更像神。這些之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是清理過的殺戮之地，並且以可以再度殺戮的黨國軍警暴力為後盾。

我有時會想：本地人的父母，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每天看著子女背書包出門、進門，讀
的東西、講的話語（形式和內容），那麼天龍，遙不可及，不知作何感想？看著蕃童教
育所的孩童高聲唸アイウエオ，莫那魯道是否也有過同樣的心情？當然，被嚇破膽的人
群，大致有兩種選擇：一、自我疏離；二、積極加入。我想起，我的父親，雖然是國小
老師，卻從不管我們的功課，但是，我隔壁的鄰居，媽媽跟著小孩讀ㄅㄆㄇㄈ。當時幼
小的我還很羨慕，現在回頭看，是很具有揭示性的對比。

不管外省人或台灣人的子弟，我們都是在二二八的三月屠殺後，在大地的鮮血已然清洗，
一起接受黨國教育，完全一樣的教育，二二八是禁忌，很少人聽過，就算聽過，也幾乎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更遑論前因後果了。換句話說，我們對距離出生不久前的台灣
徹底無知，我們的無知和父母、祖父母輩的知，同時存在，卻是沒有接點的平行線，一
顯一晦。複雜的是，這不是純粹的知與不知的問題，它牽涉到現實的利益和權力，於是
平行線隱晦的那一邊，不斷有人離開加到黨國這邊，老中青少幼，摶成牢不可破的龐大
力量。這是何以到現在還是有人不相信二二八真實發生過的深層原因──如果四十年來你
都沒聽過，而且腦子塞滿黨國教育的東西，當然很難接受「突然出現」的事件，更不要
說國軍屠殺平民這回事了。也就是在這種結構性的認知體系中，我們看到鄭南榕的突破
性貢獻和意義。

眾所周知，鄭南榕被歸為「外省人」，其實他的父親是日治末期來台灣的福州人，他的
母親是基隆人。在黨國的省籍分類和父系思維下，他成為「外省人」。我沒有他的傳記
資料，我無從得知他童年和成長階段對二二八的認識為何，二二八發生時，他的家人在
本地人保護下才得平安度過，但這種情況不限於他那一家，有類似經驗者大都只孤立地
講本地人的善心好意，不去碰觸事件本身；如同一些保護過外省人的台灣人，也常孤立
地提及這樣的事情，有的表功，有的作為族群融合的見證。鄭南榕顯然沒有將這樣的家
庭際遇抽離出來，當成家族史由厄轉安的一樁軼事。他在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就寫道：
「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生的困擾。」他死前親筆簽名的簡歷開
宗明義說：「鄭南榕，原籍福建林森，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恐怖屠殺
後。」他在這一年九月十二日出生，該年有多少人出生？何以一定要寫出生於二二八之
年？而且是「恐佈屠殺」之後？他將自己的出生年和二二八連結在一起，早在戒嚴時期
就開始。放在當時的時代，實在非常難得，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應該很罕見。究實而言，
那是一種宣示，明確宣示他認同台灣，並承擔她的苦難。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鄭南榕
超時代、超家族、超族群的眼界和高度。

世界上任何再嚴密的獨裁專制統治，總會有罅縫。關於鄭南榕和其他有志之士在戒嚴時
期於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展開平反二二八事件的行動；解
嚴後，一群一九四七年出生的人士在一九九一年組織「四七社」，以二二八英靈再生自
負自期（鄭南榕想必與之精神同在），這些無庸我在這裡講。我想談的是罅縫問題。通
常罅縫只是罅縫，有人透過小小的裂隙，偷看被蒙蔽的世界，鄭南榕和他的同志，不滿
意罅縫只是罅縫，他／他們要把它弄得更大，直到它完全破開，顯露那被蒙蔽的整個所
在。在禁錮的時代，鄭南榕勇於衝撞，那還不只是勇氣的問題，那是作為行動思想家的
鄭南榕給我們的贈禮──他為我們高高樹起自由、民主、獨立、自主的標竿。套用他的
話：再來就是我們的事了（Koh-lâi，tio̍h-sī lán ê tāi-chì）。

知道網羅是一回事，以生命衝決網羅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用在這裡提一九八九年四月
七日鄭南榕直到今天都令我們動容的自焚，但是我想在這裡特地談鄭南榕的一個特點，
那就是他所說所言非常清楚，一點都不含糊。他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一幕，可能是他在
金華國中「反國安法」的演講中，用台語說：「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隨
即露出典型的鄭南榕笑容，群眾眾口一聲握拳伸肘重複齊呼：「獨立！獨立！……」。
（1987年4月18日；影片收在紀錄片《牽阮的手》）他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主
張台灣獨立，都毫不含糊。在這個魚目混珠、以虛情假意包裝謊言的年代，他的清楚、
不含糊格外顯得珍貴。但是在我們賞識他的清楚不含糊之際，我們更要深深警惕到：台
灣社會對「含混性」的超高接受度。當「和平」意指「投降」；當主政者一面開山海關
一面說這只是和清兵和平交流，很多人毫不懷疑、毫無批判地相信。這在在提醒我們不
能輕估戰後國民黨數十年黨國教育的影響，以及舊勢力的盤根錯節、龐大頑強和複製能
力。

黨國教育的深層影響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時間框架內的內容，是掌握情境最要注意的。
據說，一般動物的幼兒對餵養牠的人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賴和依賴感，因此對預定要
放回大自然的動物，一般不會讓牠看到餵養者，即使給飼料的手也要有所僞裝。黨國教
育養大的世代絕大多數人對黨國顯然也有一種很深的信賴和依賴感，這也可以解釋何以
不少人曾加入政治抗爭運動，黨國再起後，又歸隊了。此刻，台灣社會有解嚴之後成長
的年輕世代，也有參與八Ｏ、九Ｏ年代社會運動的青壯年層，而目前掌握決定未來台灣
走向的群體，又是黨國教育影響最深的世代，他們正將台灣帶向一個違反民意、出賣台
灣整體利益的方向，如果未來幾年我們無法阻擋這個發展，那麼我們將再度鎖入一個更
大的黨國，歷史不只將再度重演，也將再度被改寫。

我們目前面臨很多亟待解決的課題。由於個人關注的面向有限，主要著眼在文化和論述
方面。這些基本上都深受威權統治和黨國教育的影響，如何解決，需要集思廣益，不是
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在這裡，我試著將這些課題指認出來，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首先是雙重標準的問題。雙重標準是殖民統治常見的社會心理結構，代表殖民母國的或
殖民統治者的東西或事物，恆高於在地的、被殖民者的。台灣戰後經歷國民黨的類殖民
統治，由於黨國教育是強力的、密集的、長期的，它的效果往往高於比較鬆散的殖民統
治。我們常批評媒體或某些人士、團體，說他們雙重標準，但若從他們的邏輯來看，其
實很一致──天龍國的種種原本就高於島嶼的一切。再怎麼批評好像都沒用，更棘手的
是，被馴化的人會內化這種等階差序的文化觀，不只自我鄙棄，有時還會表現得比「上
位者」更激烈。要如何打破這種情況，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其次是政治嚴重被污名化。政治指處理公共事務的多元機制，包括投票與輿論。在獨裁
專制體制下，政治是統治集團的專利；但在民主社會，它是眾人之事，公民透過多元機
制一起來管理公共事務。如果公民不參與，就是保證將公共事務的決定權交給統治者，
讓他們有機會成為獨裁者。在很多民主國家，由於不同的原因，有一定比例的公民是冷
漠的，不會去投票，不表示意見，但成熟的市民社會不會污名化政治。反觀台灣，政治
被認為是骯髒的，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去政治化論述」非常盛行，年輕人深受影響，
若有人說「那是政治」、「我們不要政治」，就可結束話題。其實只要問：「去政治化
論述」對誰最有利？就明白問題所在。如何扭轉這個情勢，值得我們思考。如果年輕人
不關心公共事務，那真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之一。

最後，是反貼標籤的操作。現在台灣社會最流行的標籤之一是「撕裂族群」，中國國民
黨常常拿來貼到民進黨，或本土派人士身上。但果真如此嗎？誰真正撕裂族群？中國國
民黨從「撤退來台」之後就開始制度性地區隔「本省人」和「外省人」，優惠前者、歧
視後者，哪有比制度化的顯著不公不義更撕裂族群？

根據學者的研究，一九五Ｏ年開始的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大幅度優惠外省籍考
生，至少持續十二年。一九五Ｏ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台灣省籍錄取七人，外省籍錄
取一七九人，占全部錄取名額96％。一九五六年，高普考本省籍錄取人數占25-29歲人
口比例0.006％，遠遠低於外省籍錄取人數占同年齡人口比例0.526％；即使加上台灣省
公務人員考試，本省籍錄取人數占人口比例仍只有0.061％。最受惠於這個制度的是
1925-1936出生的外省籍人士。其實，錄取總人數比高普考更多的特種考試（特考）也
同樣優惠上述世代的外省籍人士。（駱明慶，〈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的省
籍篩選效果〉，2003）

一九五Ｏ年代學校開始取締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的語言政策，嚴重破壞族群之間的
感情；一九七Ｏ年代相繼取消最受歡迎的布袋戲和歌仔戲電視節目，規定電視台一天只
能播一小時台語節目、兩首台語歌等等（管仁健，〈台灣的霸權國語與悲情方言〉，網
址見文末），在在加深本省vs.外省的族群問題。制度化的族群、語言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很深遠，往往是結構性，我們還活在這個惡果當中。這一兩年來，馬政府的一些作為，
更是撕裂族群感情到極點。但是這樣的中國國民黨，還是能將「撕裂族群」的標籤貼到
本土派人士身上。此外，戰後中國國民黨將應屬於政府和人民的龐大日產化為黨有，且
在威權時代透過各種機制，官方和私人不知囊獲多少不當收入，這樣龐大的不當利益集
團，卻能塑造出反貪形象，遮掩真實。我們必得針對這類逆向操作，探討出有效的破解
辦法。

以上只是舉其大絡，我們必須面對並想辦法解決的課題非常多，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也
是遍布荊棘之路。我們必須不畏艱難，攜手前進──為了我們的山河，為了我們的年輕人
（可幸的是，他們已無本省外省之分了），也為了我們的歷史。

沒有主體，就沒有歷史。如果我們無法捍衛好不容易奮鬥而來的自由、民主、人權，以
及多元價值觀，那麼，我們也將喪失歷史的話語權。這一、二十年來，我們透過不斷的
探索和思考，逐漸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書寫；因為思想自由，所以研究得以深化，
因為觀點多元，所以內容豐富多樣。如果我們鎖入中國，我們的歷史一定會再度被改寫；
島嶼的兒女讀的，不再是我們的歷史，不再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歷史。葉菊蘭女士
懇切請求我們「不要遺忘」，只要台灣還是台灣，鄭南榕不會被遺忘，只會更加被記憶；
三十二歲的詹益樺，也是如此。為了他們，為了我們的歷史，我們必須持續奮鬥，直到
島嶼的名字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