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圖片來源：http://goo.gl/jvfhgq）

（以下轉自 2016 羅輯思維語音）

元旦的時候我在家看了幾部老的科幻電影，發現預測未來真是一件不靠譜的事兒。
 
正好看到一篇文章，也在說這個道理：為啥預測未來這麽難？原因是兩條：

 
第一，人們會把眼下最缺的東西誇大，比如說：很多年前我就想像著城市裡可以開飛行車，
現在猴年馬月未必能實現。
 
第二，技術好預測，但是文化不好預測。比如說有一部上個世紀的科幻電影，預測未來的辦公室
很多東西都說對了。比如說傳真機什麽的。但是有一樣東西，那個時代的人是打死也想不到啊！
就是辦公室裡會出現大量的女性。那個時候辦公室清一色都是男的啊！你看，這就是文化的變遷，
很難提前想到。
 
社會和個人是一樣的，你可以決定自己明天怎麽做，但是不能知道自己明天怎麽想。
 
趨勢容易看到，但是文化是關於「趨勢的趨勢」，這種就很難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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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5

文／機器之心（羅輯思維）



一

1999年，在華盛頓大學，一個來自1927年的時間膠囊被打開了。

膠囊中裝著過去的物件，包括一些泛黃的報紙，一個一美分的硬幣，一本學生手冊，還有
一個建築執照。

人群中立即爆發出一片噓聲。一個學生聲稱這些東西十分「愚蠢」。

《時間膠囊：一種文化歷史》一書中提到，對時間膠囊的失望似乎是通病。「新近發現的
時間膠囊都裝滿了無用的廢物。「它們悲情地告訴我們，未來並不像我們曾經想像的那麽
先進，也不會來得如此迅速。同時也告訴我們，過去原來也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麽遙遠。

我們曾經預言的個人飛行汽車並沒有出現，煤炭在21世紀初期比1900年用得更多，蒸汽機
在1900年比1800年更重要。

但是，當談到文化時，我們傾向於相信未來和現在沒有大不同。試著想像一下未來的自己。
你會生活在哪裡？你會穿什麽？你會喜歡什麽樣的音樂？有可能，那是一個與今天的你很
相似的人。

心理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投射偏見」，即人們傾向於誇大他們預期的未來品味與當前相似
的程度。

「未來學幾乎總是錯的，「歷史學家 Judith Flanders對我說，」由於它很少考慮行為的變化。
「她還說，我們通常看到的是錯誤的東西，比如前往工作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體形態；
我們只看到科技本身，而不是我們的行為如何被科技所改變。

這樣的結果是，預測我們將成為什麽樣的人，比預測我們將有能力做什麽事，要困難得多。


二

饑餓的人總會點太多自己根本吃不下的食物；預測者總傾向於預測那些當下已經很顯著的事物，
並假定它在未來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那麽，如今最顯著的東西是什麽？那就是新奇的、具有「顛覆性」的、極易看穿的東西——新科技。

正如《反脆弱》一書中寫道：「我們關注到那些不同且總在變化的東西，而不是那些扮演重要角
色、卻未曾改變的東西。就像我們對水的依賴大於手機，但是由於水不會改變，手機卻會，所以
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手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交通是一個狂熱的未來預言話題。然而，在談及未來的交通時，我們必須牢記，今天的交通
大都基於一些很老的科技。比如，亞馬遜正在實驗無人機送貨服務，但它的「當天送達」產品
能在紐約市內自由穿梭，卻是多虧了一種19世紀的工具——自行車。

我們傾注了更多關注在我們發明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正使用的東西。

未來不全是新的，而是新舊技術的摻雜。那些描述整齊劃一的未來世界的電影不可信。骯臟
和廢墟是未來相當大的一部分，一如它們是過去的一部分。

當下迷戀創新的人們不僅傾向於誇大技術對未來的影響，也會誇大對現在的影響。

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生活在數十年前幾乎無法想像過的世界裡。「20世紀初的人甚至無法想像
半個世紀後交通會發展成什麽樣子。」但是1900年，齊柏林飛艇就翺翔天際了，一年前的紐約
就已經出現了第一例被汽車撞死的行人了。空中旅行的概念，或者汽車將要改變街道生活的想
法，真的就這麽無法想像麽，還是說這只是當下的沙文主義，帶著對我們無能先輩的傲慢？

當我們談論信息技術時，我們遺忘了郵政系統、電報、電話、廣播和電視；當我們贊美網上購
物時，我們忘記了郵購目錄。

當我乘坐地鐵來到咖啡館，然後電子傳輸給遠方的編輯，我做的事情在上世紀20年代的紐約
同樣能完成——乘坐同一輛地鐵，去羅斯福兄弟咖啡店，發電報，雖然效率低了點。

在技術上，我們期待的改變，總是多於未來真正會發生的改變。


三

1962年， Samuel Pepys 在日記中提到一件物品——「痰圍」。歷史學家 Flanders 推測這是
一片貼在痰盆周圍墻上的覆蓋物，以免牆被痰染臟。

Flanders 指出，美國曾經對火車、車站和站臺上何處可以吐痰作出規定。1917年舉辦的衛生
委員會會議要求火車車廂要「提供充足的痰盆「。

今天，無論是痰盆一詞還是痰盂本身已經看不見了。它的消失，不是因為一些技術過時了，
而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改變了。

盡管技術的過去和未來看上去比它們實際的差異要大，但不同時代的文化差異更是驚人。

在擔任電子遊戲《刺客信條》的歷史顧問時， Flanders 不得不一直提醒編劇們把
「cheers」（乾杯）一詞從劇本上刪掉，她說：「人們直到20世紀才用這個詞。」編劇們想知道，
那時候人們不說「乾杯」，那說些什麽？其實，在數百年前，人們覺得在喝酒前沒有說什麽的
必要。

在歷史學家 Lawrence Samuel 看來，忽視社會領域的進步，是未來主義的致命缺陷，他稱
之為未來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 他認為：推動歷史變遷的不是現有的科技，而是人類的
思想！科技對人類的改變，常常並非如我們預期的方式。

一位未來主義者曾提到一部20世紀60年代講「未來辦公室」的電影。該電影做出了一些和現實
類似的科技預測，例如傳真機等。但是，此電影也有著明顯的疏漏：辦公室裡沒有女性的存在。

20世紀50年代想像的自動駕駛汽車是：家庭成員在自動駕駛汽車上玩著棋盤遊戲，而車子則
沿著高速公路疾馳。現在，70年過去了，我們懷疑，自動駕駛汽車只會延長人們的工作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講，自動駕駛汽車已經來到人們身邊，但現代文明卻還沒有。



本文作者 Tom Vanderbilt，譯者 salmoner、Andy、肖丹、汪汪，原文載於 nautilus，譯文
選自微信公眾號「機器之心「（almosthum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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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宇回應）

凱文·凱利的聰明之處在於，他寫《必然》的時候，反複強調——

他寫的不是未來的樣子。

他寫的只是通向未來的趨勢。甚至只是關於趨勢的趨勢。

換言之，《必然》注目於文化的演進，而不是器物的演進。

所以，我在一次分享的時候說——

1.《必然》裡的12個關鍵詞，每個人其實都可以替換成自己的版本。

2.《必然》了不起的地方，是提供了一種「元結構」。



來源：https://goo.gl/LjIM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