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osen

文／blasts

郭力昕10月12日刊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註一），可說是
自吳乙峰的「生命」上映以來，最不客氣的批評，不過我要指出，看似犀利的評論，其實立論在
對紀錄片過時的刻板印象上，甚至暴露了郭對紀錄片拍攝過程的理解非常浮面，以及對於觀影者
多樣化的感動深度的無視與傲慢心態。

首先，郭先指控吳乙峰在題材的選擇上，刻意以討好大眾的底層庶民為對象，對他們的生命情境
賦予一種齊一化的理解，似乎淪為剝削他人的廉價紀錄片。

這個嚴厲指控是否公允，恐怕得先弄清楚吳在本片的敘事手法與意圖，才能評斷是否吳賦予這部
紀錄片的意義太過單一，還是，這種齊一化的理解，根本上是來自於大眾傳媒與政治人物的輕率
解讀、或是某些評論者如郭，錯讀了本片的豐富訊息，才使得對本片的理解齊一化。

郭在文中正確地指出，被攝者本身的感人題材與導演的處理手法是有分別的，但是，就在接下來
郭批評導演處理手法的段落中，他對紀錄片的刻板認識成了妨礙他深入評論的障礙。

其實，「訪談、字幕、與和友人虛擬對話的旁白設計」正是吳為了要「使題材產生的撞擊力更強」
而做的處理手法，郭似乎完全不願意理解這種手法對呈顯本片主題的深刻效果，反而執著於所謂
「生活中的影像材料」，認為這些影像材料比訪談、旁白更優越可取，於是輕率地質問起吳是否
畫面拍得不夠多。

畫面拍得夠不夠多？這的確是個傲慢輕率的質問。拍攝紀錄片並不是將被攝者置於類似「楚門的
世界」的透明情境，或是如狗仔隊般24小時地貼身跟拍。其實就算什麼畫面都有，未必足以自
傲，也許拍到的都是如大眾傳媒那種冷冰冰的嗜血畫面。

必須要在這裡特地強調的是，導演與被攝者之間的信任關係，使得被攝者願意對導演揭露的內心
世界，比有沒有畫面來得更重要。正是這樣的信任關係建立後，吳的紀錄片才開始發展。

郭質問導演為什麼沒有拍攝挖到國揚女兒遺體的畫面，其實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這個
畫面，而是有沒有必要在片中呈現出這個「挖到遺體」的畫面？郭一方面宣稱要檢視吳的處理手
法，一方面卻在應該展現自己對紀錄片處理手法的獨特見解時，落到執著於「有沒有畫面」的層
次，並沒有提升到能夠清楚解析導演手法的評論高度，批評因此落入空處。

很清楚地，沒有這個挖到遺體的畫面，並無礙於吳處理「生命」的主題，相反地，該片當中並沒
有任何一個亡者的遺體畫面，有的只是喪禮上的相片以及生者對死者的記憶、夢境、談論、思念
與內心的對話。郭難道看不出來，遺體畫面的有無，對本片來說，是無關宏旨。

或許有人會說，郭在評論前如果先向導演查證過是否有無這個畫面，爭議就可以解決了，但這並
不是我質疑他的重點。會把「有無畫面」當成問題提出來，進而把「沒有畫面」當成缺陷來攻擊，
徹底暴露了郭對紀錄片的認識，真的很淺。

其實，對導演的處理手法，我們還有不同的對比可以依據，吳在全景本次放映中，還有另一支片
子「天下第一家」，這是一支與「生命」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的紀錄片，「天下第一家」沒有導
演的主觀介入、沒有導演喃喃自語的虛擬旁白對話，我們可以試著想想，是否「生命」用這樣客
觀、平實的處理手法會更有力量？我想同時看過這兩部的人，自己會有評斷。

接下來，郭開始批評「生命」片中他所謂的道德爭議，他的批評有三點，但第一點和第二點其實
是同一點，就是批評導演的介入與設計。

我必須說，正是這個「導演的介入與設計」，今天「生命」才是我們看到的「生命」，沒有這個
介入與設計，「生命」就不成為「生命」了。

對於不能理解或接受「導演的介入與設計」的評論者來說，這正是「生命」最大的爭議所在，但
覺得這種處理手法有爭議的人，大半是持著對紀錄片必須客觀的刻板印象，在心中先排斥這樣的
介入與設計，不願花心思去理解、深思吳這樣處理的意圖與效果。

想要成為一個稱職的評論者，起碼也要先看懂導演的手法與意圖，然後再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
否則，很容易淪為以一己的偏好或偏見，來評斷他人作品的好壞，這種評論是很粗暴的，對導演
並不公平。

吳在本片的介入有好幾個身分，一是身為老病父親的人子、一是拍攝921罹難者家屬的紀錄片工
作者，因此，在片子中，導演與其他四個家庭一樣，都成了片子記錄的對象，而紀錄片工作者本
身的記錄歷程與感想，也同步地在片中被揭露出來。

吳的多重身分與921罹難者家屬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主要是透過虛擬與友人的對話通信來交織
平衡，這個形式的設計，巧妙地取代了導演單向的旁白，並且不抵觸「生命」的主題，反而暗暗
地呼應了生者懷念死者的一種慣常反應：將死去的親人當成在虛擬的空間中仍然活著、可以在內
心與之對話、溝通。

因此，吳首先處理的是921罹難者家屬面臨著親人生命的驟逝，這種「斷裂」該如何面對、填補，
先是等待著尋找遺體，這其中有記憶、有夢境，再藉著導演與父親的關係，拉開來思索這種「不
在者仍在、在者卻已不在」的複雜性，隨著時間流逝，鏡頭追隨著各個家庭的發展軌跡，其中有
思念、有談論、有逃避、有憤怒，當然，也各自找著了處理方式與出口。

四個家庭各自的出口，正如火車行進中隧道明暗相間的影像所暗示的，是出口，也是生命中暫時
的過程。吳並沒有意圖要給出一個關於生命意義的特定答案，只是呈現出被攝者的經歷與他的思
索過程，生命的意義毋寧是留待觀影者自行去咀嚼的。

片子將近結束時，導演透過邀請被攝者寫信的方式，來宣洩她們對親人的懷念，這個設計，接替
了他與友人對話的嘎然終止，成為一種結構上的總結。最後更揭露出與他通信的友人身分，意圖
讓觀影者在片末重新回頭思索本片的主旨何在，而死者其實永遠活在我們生者心中的某個角落。

這個邀請被攝者寫信的動作，跟友人的身分一樣，也在片中由導演自行揭露，吳並不隱藏紀錄片
工作者這個角色，反而透過揭露記錄的過程，增添了本片額外的層面與深度。

郭認為吳的介入，顯得矯情與自我中心，甚至有些評論者認為，吳意圖主導觀眾對生命的看法，
這都是不夠了解這個介入所產生的觀影效果，才會出現的誤解。

誠如某些評論者所說，「生命」抽離了地震當下的社會脈絡，而且吳的介入與設計使得「生命」
不再是921的紀錄片，但這並不會使得921僅僅成為吳乙峰心情獨白的背景（註二），這四個家
庭各自呈顯的影像力量都相當強烈，反而吳與老父的經歷、或是吳與友人的通信，其實強度並不
足以掩蓋罹難者家屬的經歷，甚至有些偏弱，不足以抵抗平衡罹難者家屬的力量，因此有的評論
者對吳的介入與設計產生懷疑，認為沒有必要。

那麼，為何吳還是要跳出來？我認為，正是吳放入了自身的經驗，以及呈現出作為記錄者的反省，
一步步地卸下觀影者觀看他人故事的預設心態，帶領觀影者像他一樣，回頭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
透過吳的介入與設計，觀影者不再是一個觀看921地震災難奇觀的他人，反而透過對自身生命經驗
的反省，與921罹難者家屬的經驗產生同理心的理解。唯有這樣的同理心出現，我們才能說，觀影
的國人真正地理解了921大地震所帶來的心理創傷。

這樣的反省與同理心，正是「生命」在放映後那種強大的感動能量的來源，觀影者隨著導演的介
入，會在片中的某個不特定點與自身的生命連結，從而或深或淺地被打動。

並不是導演刻意去操作這種感動，這麼多觀影者本身湧出的感動，在公開放映前，其實也在導演
意料之外，否則他不會焦慮有沒有觀眾要來看，而這個感動所引發的口耳相傳，才是「生命」的
放映熱度能夠延燒不斷的主因，政治人物的捧場與媒體報導只具有錦上添花的效果。

這種感動既是透過觀影者的反省與同理心，它連結著每個人不同的生命體驗與經歷，有時候這感
動可以清楚說出，有時候又太過私密而無從說明，這些感動其實具有多樣化的面貌與深度，無法
被輕率地解釋為僅是一種消費性的感動（註三），認為這種感動一定是膚淺的，毋寧是一種菁英
心態的傲慢。

正是吳在「生命」的介入與設計，使得我們不再僅是「旁觀他人之痛苦」，我們也同時看到了自
己的痛苦，進而彼此理解，而不同層面的觀影群眾，更使得這樣的觀影反應不至於齊一化。

其實只是媒體、政治人物與文化菁英在消費「生命」所帶來的感動，對於到戲院去觀賞的不同年
齡、不同階層的觀影者來說，這樣的批判實在太過廉價。

因此，並不是對「生命」的感動有問題，而是「生命」被單單地抽離出「全景映像季」的整體脈
絡，使得這感動掩蓋了全景對921的真實記錄，全景其實是這「感動熱潮」的受害者，而不是操
作這個郭所謂的「感動論述」的始作俑者。媒體、政治人物與文化菁英粗暴地消費「生命」，抽
離整體脈絡，再來歸咎吳不該拍這個讓人感動到不行的片子，倒果為因也太甚了。

郭一方面粗糙地將觀影者的感動貶為消費性，一方面又不忘故做姿態地出來指導大眾，看紀錄片
不是要為了「獲取贖罪券」，感動產生不了「有政治意義的行動」，反而更可能「帶來對結構性
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老實說，這種「眾人皆睡我獨醒」的評論太輕易，真正要問的是，如何把觀影者已被激起的感動，
轉化到具體的行動上，不論是網路上諸多寫手呼籲大家去看「全景映像季」的其他片子，或是全
景本身明年要舉辦研討會的計畫，都是嘗試將感動導向行動的小小努力。知識份子若是不能親身
參與實踐、或是提出更具創意、具體的行動計畫，只是高傲地指責眾人，這種菁英姿態太容易擺
了，一樣無助於解決問題，更有愧於知識份子的責任。

最後，郭對吳的第三點道德質疑，是將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看得太過片面，這種質疑
根本無視於紀錄片田野現場的複雜性，其實也就是人與人彼此之間關係的複雜性。

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必須看作是隨著時間發展的整體過程，其中有拒絕與誤解，
也有說服與溝通、陪伴與信賴等等複雜層面，要切開來任意挑出一點來批判，根本是不可能的（註
四）。這就好像外人單單只看夫妻間的一場爭吵，就判定夫妻關係有問題，這是很可笑的。

至於斤斤計較於被記錄者是否願意被拍攝，或是認為紀錄片工作者說服被拍攝者接受記錄是種利用、
剝削，這種將事情簡單化的說法，無視於被拍攝者本身隱含著想表達的意圖（註
五），紀錄片其實也可能是導演與被拍攝者的共謀演出。

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一直都是紀錄片裡頭被永恆探討的問題，它無法一勞永逸的解
決其中的矛盾，給出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要探索這個問題，只能個案式地檢視每部紀錄片的整
體拍攝過程，想要抽象地依據某種道德規則來批判，都是粗暴可鄙的。

而紀錄片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其實也同樣是新聞、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問題，凡是要去記錄他人
真實經歷的作者，都免不了這些永恆的質問，但在粗暴地質問作者之前，搞清楚這個議題的複雜
性，應該是一個評論者必備的修養與責任。

2004.10.13 by b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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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郭的原文連結（來自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1964，
與中國時報的版本不同，苦勞網上的內文比報紙刊出的較長，應是郭的原始完整版本。

2. 參考 munch 的「生命 ─ 災區獨白與城市救贖」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1280。
他對吳乙峰與觀眾心態的批評，某種程度來說，與郭的誤解是一樣的。

3. 參考柳澄之的「《生命》─用影像敘事帶動世代的認同與療癒」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oj/3/1241643109/20041010035700/ 。
更多觀影者的感想，可參考紀錄片公園的蒐集：
http://www.docu.org.tw/wiki/Group/FullShotScreen200409Web 。

4. 參考朱賢哲的「流浪狗紀錄片日記」
http://www.docu.org.tw/wiki/Writing/Note20021015W01 。
並不是所有的記錄者都能完整的揭露與被拍攝者的關係，
有些相處過程會涉及隱私，並不適合對大眾揭露。

5. 參考黃文雄的「不要錯過《生命》」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sep/18/today-o3.htm ，
對他父親接受訪問的描述。



來源：http://tinyurl.com/oagn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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